端午民俗与屈原之死——兼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纠错与勘误

今又端午节，立刻想到民俗中的赛龙舟与吃粽子，而在北方弄水摆龙舟的事就免了，吃粽子是容易实现的，每到这个节气北方的商家与街头流动商贩会适时推出营销理念齐刷刷上市，叫卖声此起彼伏。而每年此时微信滚动信息不失时机地出现“谨防市场粽子包裹物含毒素”的提醒，使我对吃粽子的欲望顿时索然无味。 

在北方，端午作为一个假期更来得实际，基本弱化了一种民俗文化，这是南方与北方生活习惯与地域文化的不同造成的。并且我一直怀疑“一个诗人的死到底与端午节的由来有何渊源关系”？在我疑问之际，翻看到来自“文汇报笔会”栏目署名作者李荣“关于端午的由来考证”的文章。作者提到闻一多先生的文论《端午考》与随笔《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以及学者黄石先生（上世纪30年代就是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燕京社会学系”大旗下的重要一员的）在上世纪60年代做过的一部《端午礼俗史》中：“闻一多先生与黄石先生都认为，把端午的源起派在祭屈大夫的头上，实在是一个民俗上的“误会”。闻先生戏称为一个“谎”，那谎的来源，最初是《世说新语》，但最“盛传”的是在南朝梁吴均的那一部《续齐谐记》里”。闻一多先生与黄石先生在著文中均提到：“其实，端午之俗，却是远早于汨罗遗风，非由屈大夫而起也。其中龙舟竞渡与吃粽子两大节目，闻先生发现都与水神即所谓蛟龙有关系。龙舟之上有龙饰，而粽子之以楝叶塞、以五彩丝缚，说明粽子与龙的渊源，原初应该是把粽子投入水中以娱蛟龙也。闻一多先生更是直接指出“端午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这个风俗或最早起于以龙为图腾之族也。他联想到吴越人“断发文身”的话，因为《说苑》里面有“剪发文身，灿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的记载。那么，这个文身也便是刺以蛟龙之纹饰，吴越族应是以龙为图腾之族，端午之俗或起于吴越地，渐进而广及于他地。而黄石先生认端午之俗起于驱瘟神，亦视后世转而以之祭屈子为绝大误会。李荣在文中还提到：“当然，端午起于辟病禳灾说，并非自黄石先生始。与黄石先生应是同辈、但在民俗学界的影响更大的江绍原先生，早在1926年便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三天发表了一篇长文《端午竞渡本意考》。这或是现代对于端午古俗进行“再思考”的开端之作里，最为人称道、影响也最为广远的一篇。”

从历史史实记载上看，不论是近现代学界先贤推定的“端午始于民间娱乐”、“端午之俗起于驱瘟神”，还是更早的记载“端午始于上古时期的浴女节”之说，有一个根本的明确就是：端午之俗确立之前于历史悲愤诗人兼官吏屈原投身泊罗江事件，也就是说：端午与屈原没半毛钱的关系！

纵观人类发展史，劳动人民才是推动形成民俗的创始者。这就有了一个文化讨论话题，笔者按当代的思维习惯与常识推论认为：首先那个中国远古历史朝代没有“诗人”这一现代称谓，也就没有“诗人屈原”这一文化标记。其次那个年代无信息化传播手段，有多少人知道“一个人投河自尽”了？何况那个年代死个人就好像死个蚂蚁，根本不稀奇。再就是那个年代一个官员投河，谁知道他是为啥？也许是因情所困抑郁寻死？也许是涉贪腐畏罪自杀？也许是……！还有就是那个年代也没有“社区学校”啊！群众饿着肚子忙于“汗滴禾下土”，哪有兴趣、机会与条件学习《离骚》呢！也不知道《离骚》是什么玩意啊？所以那个时代屈原与《离骚》的知名度极低，“屈原”成为文化符号作为民俗节日习惯的建立是很牵强的。还有屈原选择投江自尽时难道他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朋友圈声明或与亲朋好友暗示过？怎么准确断定他死的本意原委？历史证据有过记载存在吗？所以这些或是经过当时他的文人圈里的好友圆的一个故事，也或许当时持政治意见不同者用他的事件影射当时朝政。最后还有中国南方与北方无论语言与民俗习惯都有很大区别，为何必须让全国人民雷同遵循沿袭一个节日文化以及一个诗人因投河自杀的死讯必须让全国人民来用充满香气的粽子来品味分享？这些都承担不起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善良、祥气、安康……的儒家教意本质的！所以端午吃粽子与屈原自杀根本不是一码事。

但“端午与屈原”又是如何容易地联系到一起呢？我想主要还是与当时的部分史学家特别是南方籍史学家的“家乡偏爱”有直接关系，他们的家国情怀与文人怀才不遇的际遇从屈原的《离骚》等作品中找到一些让自己内心激动与释怀的文字，让他们想到把“死去的屈原抬出来”予以“深刻影射点击一段历史”，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屈原创作离骚与他决定投江不会是一个时刻。还有是不是这些史学家所处时代对政治产生稍有的异见而或“放大屈原事件”来消解内心情绪的一种方式呢？这在中国文人中是历来惯用的，所谓“文人政治谋略”，文革前后的一些历史事件就屡见不鲜。后来还有蓬勃的经济大潮中商家卖家以及旅游开发利益群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历史根本的随风炒作，这样不仅根据一个古朝代低级官员屈原的死造就了部分史学家完成了一个“文化史学命题”，不仅现代就是当代也大有人在依靠研究“屈原的死”成就了自己的一生学术并体面地养活了自己一生，当然更有商家跟着鼓噪并推出了一个“端午经济热”，更有趣的是“屈原跳河处”也被开发成旅游景区与每年的诗歌诗人祭奠活动所在地，让游人一遍遍去感受回顾“一个远古老叟的投河自杀”。后来的一次次诗歌运动中，不论从名人地理效应中还是文化经济搭台的需要，“屈原”作为一种“风尚与情节”，成为了诗歌活动的策划标志。据说泊罗江边每年端午都有诗人模样的人拜江而跪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不得意而嚎啕大哭，这些年也不断有诗人自杀事件出现，甚至媒体也传出端午日的泊罗江边也曾出现过自杀现象，我想大概与“端午”的初始本意产生方向误导和过度强调“诗人悲愤自杀”产生诱因有一定关系。就这点来说，历史学界是有必要纠错与勘误的。

自上世纪70年代笔者出生记忆以来，几十年的课本课堂教育与近些年商业以及旅游业的炒作，关于端午吃粽子的来历，大概是这个样子：“说诗人屈原投江自杀后，人们都到泊罗江边纪念感怀他。与粽子有什么关系呢？说是因为担心江里的鱼儿把他身体吃掉，于是人们拿着当地传统小吃粽子大量地扔进江中供鱼儿吃饱，这样就不会吃掉屈原先生了，那么年年这一天人们都会来此纪念，这一天就定为“端午”了。这不是一种严重粮食浪费吗？在民以食为天的古代农业中国如此拿米粒往江里扔这种行为是大逆不道的，这怎么能行得通呢？那么赛龙舟呢？人们为了达到驱赶吃掉屈原先生的鱼儿，用龙舟急驶之龙威，用木浆击打水面的力量，达到驱赶鱼儿的目的”。一个让人怀念无比的官吏文人，难道人们在满面笑容吃着香喷喷地粽子，看着江面酣畅无比的龙舟赛还会狂喊着互动着融入激情的氛围里，这就是纪念一个死去的人的方式？这些是根本不符合中国传统的。

闻一多与黄石先生关于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民间的“民间水上娱乐”或是“驱瘟神”之俗，是有民间传承根据的，中国自古代以来民间多瘟疫流行，类似于民间祈雨活动，中国民间沿袭了很多方式与拜祭活动躲避瘟疫驱赶瘟疫。既然围绕“端午与屈原”有故事，那么我们也拟合理想象：或许屈原选择跳河之地本是群众活动的固定聚集，人们更急切感到这里需要“避瘟驱邪”，与北方人不同，此时南方人特有的心理细微与宗族礼教的传统占了上风，他们自编自导掀起了一场类似北方的群众拔河比赛，用熟悉水性驾驭船只的本领赛起龙舟，这个活动表面声势大，那一声声“嘿……嗨……”声，足可以壮胆魄，那一口口粽子填满肚子增添底气储存力量……！所以端午民俗的核心本质是民间活动，而非因屈原之死而确立，或许恰恰是因屈原在此跳河而亡，给民间的“驱瘟神”活动制造了横加的心理忧虑，所以那年有记载开始这场龙舟比赛临时调高了节奏与气氛并“以讹传讹”式传神了。在这个刚刚过去了的2018年端午节，笔者看到还有人在网络发出感慨“又逢端午，遥祭屈原。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种民俗关系如此之紧密，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一个让历代文人仕子朝诵夜吟的巨擘，是我们这个民族灿烂精神篇章中的一个厚重的标题”。这些文字夸大其辞，竟然把屈原捧上了一个历史峰端，不仅这是不尊重史实，而是非礼史实也。屈原在中国史级人物灿若星辰的排序中还没有资格到了目前这个评价，这就是前面说的无论远古朝代还是现当代文化氛围中总有些人不具已有的历史客观史实，总是拿出“屈原”来亮亮嗓门提高一下调门，其实这就是代表中国部分文人思想迷茫精神颓废的挣扎的呼号而已。

闻一多先生曾说：“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笔者毫不客气地说：史学家与民俗文化学家或确切说一些文学史论家理论结合在一起时把一个中国民间传统的活动简单标注为“诗人之死的纪念日”，这些很大程度与“坐井观天”的私塾教桌与校园课堂思维学说极有关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的学界忙于提高待遇与晋级职称的欣喜若狂，学术研究放任自流，唯课题费补贴是基本，唯专利成果是瞄点，理论成果不切实际，研究学说信口开河，好像谁喊的大谁就居高临下推为权威鼻祖，谁把历史事实一朝推翻演绎重来谁就是新成果的拥有者，谁就是“标新立异”的新学派代表……此类自我夸张式的学术“掺水”比比皆是，这些年出错纠错的“王八理论”已经很多，这与学术的务实诚信精神有关，学界应该引起反思。

如今城市、乡村城镇的学校教育一致地根据教学大纲与教材文本传授“端午与屈原的自杀有关”，事实是我国的孩子们从懂事开始遇到端午节吃粽子就得到一次关于“自杀的恐怖教育”。前不久的端午节，无独有偶。笔者上街经过售卖粽子的小摊前，听到一个年轻妈妈正在和上幼儿园的孩子对话，孩子问“妈妈！妈妈！为什么吃粽子啊？”妈妈说“这是纪念诗人屈原啊！”“为什么纪念啊？”孩子好奇地追问，“他啊，在端午节投河自杀了，所以纪念他啊”！妈妈不耐其烦地简单解释，孩子听了一脸的茫然。我看到这一幕，感到无比的纠结，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一个封建王朝老官吏怀才不遇的政治异见者自感绝望的悲凉死亡故事呢？！这个故事与他们的成长毫无关系，且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一年年总接触“自杀”这个对于孩童来说还是恐怖的字眼啊？！这就是我们自闻一多先生的民国时代已经“盖棺论定”了的传统史学教育结论，还在当代“似是而非”地“信马由缰”地“自由驰骋”。这位年轻的妈妈代表了一种教育观点与传承，想想实在后怕。我由此联想到我的成长时期，那时候乡村也没有幼儿园，我们同龄人没有经历过这个学段，上小学时老师也是这么讲过端午的由来故事，晚上想到老师说的“屈原自杀”好长时间都不敢出门玩耍，吃粽子时想到是为了那个“跳河自杀”的人，我们又联想到邻村里那个疯女人是跳水湾死的，吃着吃着香喷喷的粽子，如果有一个小同学提到这里，我们就条件反射地扔掉手中的粽子，还不停地把口里残存的给吐出来，心理是无比惊吓与排斥的。

资料显示：中国的历史记载和中国历史发展水平以及朝代更迭战乱频发有关，很多资料显示我国历代史实记载经封建王朝控制下进行过多次的篡改与修编，后人的很多史实搜集记载来自民间传说与典故很多。以此为例，不仅仅是“屈原投河”的故事，还有更多的民间故事、神话等，都与当代现实生活特别是网络化时代的今天严重脱节，这些水分十足的选用教材必须经过严格筛选与甄别或者，否则绝不能作为传统教育内容基础的。针对“端午民俗的由来”与传统教育的相关问题，笔者以不同方式访问请教了部分大学学系学科负责人与教育管理者和理论界人士，大家纷纷指出：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一步理清历史史实与民间传说的清晰关系非常重要，这不仅是迫切需要修正与统一完善史志与教科书的问题，更应是我们教育学术理论界当前缺失并需要纠正的严肃的科学教育态度。中国的历史史记是应发挥警示教育、启人心智功能为主的，必须做到根据人群与文化素养分类、分层、分龄植入教育，这是我国基础基本教育和当前正在大力实施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原则。

对于端午的由来，我不是专业学术理论家，大家可以反驳我的观点，但还要反驳历史史实学术的发现吗？！或者抛开专业学术的纠缠不休，你总不会希望你的后辈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年年被“唠叨、提示自杀”的故事吧！
     人之初，性本真。我们口口声声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给他幼小的心灵灌输进不该有的精神负担了？！而这种负担还将传承几代人才罢休？！
       端午之惑，学术之醒，教育之痛。

 （编辑：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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