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电影如何唤醒侠义书写?

  来源:北京晚报苏姗2018-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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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侠隐》是旅美作家张北海的作品,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侠隐》是旅美作家张北海的作品,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位张北海,算得上是一个奇人。他出生于1936年,父亲张子奇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党国元老,与军阀冯玉祥以及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孙连仲等人交好,张北海出生时,冯玉祥曾经亲送过一块怀表。这些事情后来都被他加工后写到了《侠隐》里面,小说中多次出现。

  根据张氏自述,写作《侠隐》的缘起在于1995年的一次大病,病中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此后花六年时间在台湾出版了《侠隐》。按我揣测,年近花甲的他,漂泊半生,故土常挂心头,大病之中的人好比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更会有强烈的乡愁。

  他写小说本身就是个文化事件,周围那么多的文化名家再加上侄女张艾嘉,想不流行也难。小说的故事不复杂,就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李天然从美国回到北平,寻找五年前杀害师父全家的仇人,牵引出的一连串故事。为了找到师兄也就是凶手朱潜龙,李天然踏遍了北平的大街小巷,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京华风貌扑面而至。同为间谍身份的李天然,也勾连出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北平的局势,日本特务、亲日分子、豪门旧户、黑帮老大、交际花、外国记者、国民党特工等走马灯一般你来我往。

  盛名之下,按我的阅读体验,《侠隐》不算一本成功的小说,技法无甚高明之处,对故都的城市风貌、生活气息的描写远多于小说情节,李天然的复仇故事有武侠因素但是又不像一本纯武侠小说,这书可以称之为文人风物小说。全书更像是为了解决作者离乡多年的愁绪而作,倒是跟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点异曲同工,读者也大可从其中去体味民国北平的风度。

  但是故事到了姜文手里,却有了另一番样貌。

  李天然不再是主角了?

  姜文的电影很“姜文”,隔着银幕都能感受到几乎要爆裂的肾上腺素。姜文借着张北海的笔,用自己的青春做引,在电影里构造了一个北平城,也讲述了一个与《侠隐》几乎毫无关系的故事。这座城市,看上去风和日丽,邻里间和气有礼,老北京的生活气息浓郁,但是蓝天灰瓦之下,则是暗流涌动。

  李天然的仇恨记忆从五年变成了十五年,职业也彻底变成了医生,不过特工的身份没变。他的任务也没变化,除了寻找师兄朱潜龙复仇,也同样需要刺探局势。但是,回到北平,正如开场的漫天大雪遮盖了城市的原貌,自称小亨大夫的李天然一下子迷失在了这座城市里。

  家仇撞上国恨,本应该提领情节推进的李天然,成了被情节撵着往前跑的提线木偶。

  不少人诟病姜文此一改编太过薄弱,在我看来,这颇显功力。十三岁的李天然在三观尚未成型的时刻,遭遇重大变故,然后被弄到大洋彼岸,接受特工教育。再回到曾经离开的地方,难免迷离。姜文在电影中要做的,首先并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先还原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然后随着情节推进,呈现了各色人等,让他们露出了各自的面目。

  李天然所沦陷于北平的城和人,奔走于连绵不绝的屋瓦之上,所要彰显的恰如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中所言道的,“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追怀起来,总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处;随后再慢慢地想想,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作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在回忆里开花。”而这一点,我相信也是张北海要写作《侠隐》的起点,而姜文不过是将其影像化了。

  家仇撞上国恨的年代,是一个大时代,大时代里面操控局势的肯定是大人物了,所以李天然也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主角。蓝青峰、朱潜龙、根本一郎各自背后的势力才是这场博弈的主角,李天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变量而已。既然呈现的是时代的样貌和城市的风韵,则主角是否能推动故事就不重要了,只要作品内逻辑自洽,就可以了。

  关大娘为何变身了?

  爱读书的姜文,又在里面掉起了书袋。最为惊艳的故事,当数周韵扮演的关巧红了。风华绝代的关大娘,是一个以裁缝为身份掩护的复仇者,其原型是民国年间花十年时间杀掉军阀孙传芳为父报仇的施剑翘。1925年,直奉大战期间,孙传芳背信弃义杀掉了被俘的施从滨。其女施剑翘作诗明志,“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历时十年,施剑翘放开裹足得以练成一身武艺,尔后不惜抛夫弃子,最终在天津得以手刃孙传芳。此事轰动一时,后来施剑翘被判十年,入狱十一个月以后特赦。铮铮铁骨,激荡人心。

  《邪不压正》的故事结局,落在了营救抗日将领张自忠身上。二十九军抵抗失败以后,张自忠卧病北平,与敌人周旋,为二十九军撤退赢得了时间,但也让其背上了汉奸骂名。后来在特务掩护下,张自忠躲进德国医院治病,得以脱身回到抗日前线,最终壮烈殉国。

  有了施剑翘的故事在影片中,李天然复仇的故事有了共鸣,张自忠将军的故事又让李天然的复仇敷陈了民族危亡的大义。如此一来,《侠隐》与《邪不压正》都在张扬的侠义才有了确切的落脚点。我们也可以说《邪不压正》是一个侠义故事了。

“邪不压正”的前世今生

  侠义书写在中国文学上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先秦典籍到《史记》中,不乏大义凛然的英雄人物。唐代以后,文人对侠的评价从着眼于具体的行侠行为向着一种理想的精神气度方向发生偏移,侠义精神有了道德伦理的内涵。唐传奇中的《大铁椎传》和《虬髯客》等故事,已经贡献了诸多侠肝义胆的人物形象,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之中也颇多此类人物。特别是清朝中后期兴起的公案小说,虽然封建思想浓重,但是侠义元素值得一读。

  到了晚清民国年间,在市民文化发展下,现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有了井喷式的发展,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赵焕亭、白羽、王度庐、郑证因等人横空出世,各自成就了一段侠义书写的传奇。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评价《近代侠义英雄传》认为,平江不肖生并不满足于对武艺进行一招一式的拆解式解读,而是从“道”与“艺”,“德”与“武”的辩证关系人手,深入揭示了作为“武艺”内核的深层文化内涵。把“武艺”提升到“文化”层次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加以表现。《邪不压正》似乎可以看做是对此观点的呼应。

  不过,在现今这个社会,流行审美都集中于唯美哀婉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受欢迎的也是阴柔之美的明星们,大部分影视作品也都是谈情说爱的虚妄故事,有了武打元素也不过是情节用的工具而已,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侠义书写已经湮灭在了烟尘之中。姜文的《邪不压正》唤醒的有侠义书写的记忆,也有对这种硬历史的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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