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生一个”到底好不好？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这样解释

6月13日，全国政协办公厅制作的“委员讲堂”第六期节目在全国政协官方网站等平台播出。本期主讲人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

在演讲一开始，王培安做了上述开场白。他说，很多人对计划生育的历史不了解，偏见源于误解，误解源于不了解，不同时期要实行不同生育政策。

        

王培安出生于1958年3月，贵州遵义人。从地方到中央，他前后有过将近20年在卫生和计生部门任职的经历，2000年至2006年担任贵州省原计生委主任，2007年至2013年担任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2013年至2018年担任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

为什么当年要实行计划生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亿。人口压力在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逐步显现。

1952年至1976年，我国年均增加的固定资产只有200亿，每年只能解决大约200万的新增就业，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均粮食占有量始终徘徊在两三百公斤左右。当时，绝大多数老百姓衣食住行都很困难。

“年长一些的朋友，比如50后、60后，都有体会，吃饭要粮票，穿衣服要布票，甚至买一盒火柴都要火柴票。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人均收入增长极为缓慢。”王培安说，当时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失误，但人口增长太快，高素质的人口太少，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1971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全面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在全国城乡蓬勃开展。刚开始的口号是晚、稀、少，后来变成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为什么“只生一个好”？

王培安表示，我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口增长的势头还是很迅猛。

1978年，全国总人口达到了9.6亿，10亿大关近在眼前。当年，中国的GDP在世界排名是第十，但是人均GDP仅有156美元，排世界倒数第四。人口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在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到2000年，把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我国基本国策，同年新修订的宪法中，有四处提到了计划生育。

但是，“一胎化政策”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王培安解释说，我国的生育政策从来不是一刀切，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大背景下，对城市与农村、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都是区别对待的。实际当时，一孩政策覆盖了全国35%左右的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了全国50%左右人口，两孩政策覆盖了全国10%左右人口，剩下的都是多孩政策。（编者注：“一孩半”政策是指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严格计划生育多年，到底带来什么好处？

王培安说，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顺利完成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历史使命，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巨大转变。计划生育有力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创造了抚养负担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充裕，储蓄较高的人口红利期。改革开放政策使人口红利得到了充分挖掘，是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据测算，人口红利对1982年至2000年人均GDP的贡献为26.8%，由于生的少，妇女儿童的发展状况大大改善，国民整体素质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发展状况大大改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反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全国总人口会多出4亿多人，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等都比目前低20%以上。按照联合国提供的数据，人均碳排放每年3.8吨，少生4亿多人，一年就减排15亿吨，大大减轻了生态的压力。

同时，中国的计划生育还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到来，树立了我国负责任的、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也为减缓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消除贫困，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什么现在要“全面二孩”？

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计划生育成绩就已经很明显了，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2.1以下，也就是达到了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过低，将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行。”王培安说。

进入新世纪之后，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与经济短缺的矛盾淡化了，新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出生缺陷发生率居高难下，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徘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迁移流动日趋活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历史重任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

王培安总结，新时代中国人口的新特征有五个：

一是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明显减弱，育龄妇女数量逐步减少，特别是20到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下降的比较快，少生优生成为整个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生育意愿明显降低。

二是人口总体素质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面对经济新常态，我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亟待提升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三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

四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在推动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改变人口分布格局的同时，对社会结构、治理模式、生活形态、观念习俗等，带来全方位的影响。

五是家庭规模缩小，每个家庭户平均3.1人，传统的养老扶幼，互助互济功能弱化。

为什么很多育龄夫妇不愿生二胎？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开始实行，但并未引发广泛婴儿潮。

“生出来没人带，养孩子成本高，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王培安说，根本原因是很多80后90后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变了。他们崇尚少生优育，而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除了不愿生、不敢生，还有一种现象是生不好，不孕不育现象比较多，出生缺陷发生率也不低。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补短板，抓重点，强弱项。具体来说，就是加强公共资源的配置，重点满足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服务需求。

         

王培安呼吁，应落实育龄夫妻依法享有的各项福利待遇和计划生育的免费服务，将计划生育奖励奖、配偶陪产奖纳入生育保险，特别要落实新修订的个税法，依法做好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支出的扣除，为符合政策生育的家庭提供税收减免。

同时，还要探索建立女性育儿期的弹性工作制，促进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多生孩子就能解决问题？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不是简单的少生几个、多生几个孩子的问题。”王培安说，多生孩子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也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问题。

王培安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全世界，所有国家进入发达阶段后，都面临老龄化问题。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通过多生孩子解决老龄化问题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现在平均预期寿命超过了77岁，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民众能够延年益寿，是人类奋斗追求的结果。对社会来说，抚养老人虽有净消耗的一面，但历史地看，这是老年人应得的回报。

当前，在所有老年人中，年龄相对较轻的老年人占比较大。他建议，应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加强制度设计，推进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要加快完善养老政策措施，健全养老保障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持体系，解决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护理等问题。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有人认为，由于缺少劳动力，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王培安认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人力资源基础依然雄厚。按照国际口径，15-64岁劳动人口，我国目前还有9.9亿，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都还有8.2亿。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将不断提高，也就是说，不光现在劳动力比较丰裕，就是再过三、五十年，我国的劳动力数量仍然是比较充裕的。

劳动力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反映出人口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不匹配。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约为7.3亿，但经济总量是我们的4倍，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6倍。

        

王培安说，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质量驱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的强国。

“有人认为，人多可以拉动消费，多生孩子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王培安说，我国现有人口近14亿，美国只有3.2亿，但是我国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

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不是靠生孩子实现的。中国不缺人口数量，缺的是具有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人口，要拓宽劳动收入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新的消费需求。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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