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讲演录：国家安治无忧的秘诀 竟然是这两个字

【原文】

敬之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

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译文】

警惕警惕勿放逸，上天明察从不失，天命实在不易持！勿以天高而远离，福善祸淫皆天意，天每监视在此地。

我尚年幼初登基，不懂敬畏的至理。日积月累常学习，学成方有光明期。众臣辅我担重任，美德向我多开示。

【解说】

先解释几个字词：

1．“敬”，警戒。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敬之敬之，犹云警之警之、戒之戒之。”

2．“命”，天命。

3．“陟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盖庆赏刑威，君之陟降厥家也；福善祸淫，天之陟降厥士也。”

4．“日”，天天。

5．“兹”，此。

6．“予小子”，成王自称。

7．“不聪敬止”，成王谦词，谓己不聪，难达于“敬之”的深意。

8．“就”，赴，行。

9．“将”，进。

10.“缉熙”，积渐而明。

11.“佛”，音必，弼的假借，辅助。

12．“时”，是，这。

13.“仔肩”，重任。

周成王像

在《诗经》解释的传统上，大家都把《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等视为一组，认为它们是成王嗣位之时所作。近来有学者认为，它们不像成王时期的作品，而更像穆王嗣位时的作品，认为周昭王野死，必将震动周王朝，因而更符合这四首诗的情感背景。

我们认为，相对而言，传统的说法更符合此组诗所表现的情况。成王即位不久，就出现了三监叛乱的情况，内忧外患，而三监本来是成王的三位亲叔父，对于特别讲究血缘亲情的周人来讲，是否诛罚他们存在着很大争议。所以，《小毖》才有“予其惩，而毖后患”的说法，告知先祖和下臣，诛罚三位亲叔父的政治目的，其中含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感。《敬之》更符合成王时期的历史背景。从史料中看，穆王时期并不存在这样的明显的内患。所以，我们还是信从传统的说法，认为它们作于成王时期，在其嗣位之时。

下面看一下《敬之》的诗旨。

《毛诗序》认为此诗是：“群臣进戒嗣王也。”认为这首诗的前六句是群臣进谏成王之辞，后六句是成王答对群臣之辞。

此诗前六句与《尚书》中周公和召公的多篇诰文思想相近。主要是告诫成王以及周贵族子孙要敬之又敬，要懂得天命得之不易。天能赐给你“大命”，也能夺走“大命”，关键在于你能否修德。“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不要以为老天离人很远，实际上老天在监察着人间，人所做的一切上天无不知晓，明察秋毫，并会给予相应的福祸奖惩。

此诗后六句是成王的作答：“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小子我尚年幼，没有阅历，不能深懂“敬之”的至理，但我要坚持每天学习，日久天长，终会慢慢接近光明之道。“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众臣啊，元老啊，希望你们能辅佐我担起重任，经常把美德和治国大道向我开示。

周人认为“天道无亲，惟德是从”，而有德的标准便是惠爱人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上天便会让别的人来治理百姓，所以周人非常重视“敬”。只有能敬，才能“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周易·乾》）因为人之情性，在安乐之时，很容易产生骄奢怠惰之心，这样便可能看不清事实而导致错误。如果一直都保持敬畏之心，无所不慎，那国家就能安治无忧。

此诗虽作于周代，但历代的君臣都对它有很深的感触。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用它判断国君的吉凶祸福了。在鲁成公四年夏天，鲁君到晋国参见晋景公。当时晋国和楚国实力相当，但鲁国还是依附于晋国。晋侯接见了鲁侯，但态度轻慢。鲁国的季文子听说后感叹道：“晋侯难免于祸患。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晋国盟主地位的巩固需要依靠各盟国，晋侯怎么可以不敬重诸侯呢？”鲁国虽然不是强国，毕竟国君还是要面子的，鲁侯回国就想背叛晋国，经过季文子的劝解才作罢。但晋景公此举实令鲁国心寒，而且据《左传》记载，晋景公也确实没得善终，居然在如厕的时候掉了下去，死得很不体面。

古代儒家经典讲到“敬”的地方不少。除了《诗经·周颂·敬之》之外，像《论语》就有“修己以敬”“居处恭，执事敬”“敬事而信”等说法。像其他儒家经典如《周易》《礼记》等书中也多次提到“敬”字。但在那时，“敬”只是儒家许多德目之一，似乎并未引起儒者特别的重视。到了唐代，禅宗六祖惠能倡导“主敬”功夫，他说：“常行于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坛经》）到了北宋，二程特别重视“主敬”功夫，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程遗书》）陈淳《北溪字义》指出：“敬一字，从前经书说处尽多，只把做闲慢说过，到二程方拈出来，就学者做工夫处说，见得这道理尤紧切，所关最大。”但是佛家学者却说二程的“主敬”说是袭用惠能的，是“偷佛说为己用”。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典时期，已经倡导“敬之”的功夫了，并将此功夫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惠能的主张也无非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

正是在程朱理学的思想背景下，南宋以后的学者特别强调“主敬”“持敬”功夫的重要性。南宋时期，虞俦给宋宁宗上了一封很长的奏议，劝诫宁宗真正秉持诚敬之心学习、治事。他在奏议中对《敬之》一诗作了细致的讲解，并告诉宁宗这就是“二帝三王所以传授心法之准的”。如果圣上能做到，也不会比成王差。（《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宋宁宗是否看了这封奏议，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从奏议中至少能知道，在虞俦这样的人的心中，《敬之》这首诗承载的是王者之道。

直至清代，皇帝的侍讲官还特别看重《敬之》这首诗，认为它是“克臻守成之盛”的原因，应该“为后世致治者法”。“夫敬者天德，王道之本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君抚驭万方，其位至高，其任至重”，下面“自公孤卿尹以下，逮于百官众职，无不禀承意旨”，根据皇帝的意见办事，任何一个念头都可能影响很大。臣民的奖赏诛罚，全操控在君王手中。所以，做皇帝的能不率身以“敬”吗？如何敬呢？“故敬天之道，不外君身而得之。一言之微，一行之细，无愧于心，则无愧于天矣。”“敬”不是做给人看，而是要发自内心，发出的言行让自己无愧于心。如果君王能敬畏天命，那臣下就能敬畏君王，君臣就能同心同德，这样，国家便可长治久安了。（《御览经史讲义》卷十九）

《诗经讲演录：灵魂的诗与诗的灵魂》，姜广辉、邱梦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辑：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