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畸儒王船山

王船山（资料图）

一、出土文物王船山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重要的思想家，但他非常特别。在当时并没有太大声望，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凡所谓大学者，一定在当时就具有名望，有学生、有著作、有传播、有影响，但船山不然。船山只活动于湖湘一带，所来往和有私交的朋友，在当时的学术圈里也并不知名。

故他跟顾炎武、黄宗羲非常不同。黄宗羲是东林巨子，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上影响极大。他同时也能掌握全国学术界动态资讯，是个文献大家，有能力编《明儒学案》，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清代。其著名的《明夷待访录》虽然对当时的政治和时局有所批判，但还是流通广远。顾炎武的影响力更深，他所提倡的学风，一直影响到后来乾隆嘉庆时期。所以在清朝初年，论知名度和影响力，王船山远远不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

船山只能代表一批抱有文化理想，也有很高学术积淀，但被时代所淹没的学者。后来因时局变化，船山才逐渐被人所知。

我称他这一类人是“半出土文物”。价值与作用，其实都不在他活着的时代，而在他被“发现”的时代。

船山就是如此。其学说在当时并没有大显，到清朝中叶以后才逐渐露出其光芒。我们研究古代的人物和文献，不能只看他活着的那个时代，人物和文献起作用的，往往在后世。

二、寂寞畸儒王船山

最先发现船山的数据和学问的是曾国藩兄弟。在道光咸同之际，代表湖南，向世人证明：此地原来还有这么深厚的学术传承。

之后是维新革命时期，革命者将船山著作印发传播，强调其民族精神，抗清排满，影响深刻。

接下来便是民国时期，关注的焦点是船山的史学和易学。王船山的易学非常有特点，自成体系，对近代哲学家如熊十力等人有很大的启发。另外便是他的诗学，王船山的诗话与其他人很不一样，所以吸引人从新兴的“文学批评”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这些热点到文革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当时讲儒法斗争，在思想上要解释王船山，便倾向于把王船山与唯物论结合起来，说他延续了张载《正蒙》里面的“气”，不必把他放到唯心论阵营。以此来说明船山学的正面价值。

八十年代以后，船山学说因为《船山全书》编辑完成，也热过一阵。但最近二十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不像王阳明在前几年成为了全国性的文化热点，也影响到企业管理、帝王学等各方面。

近两年船山学又开始升温。这当然跟船山的四百周年诞辰纪念有密切的关系。但我还注意到湖南还有一种纪念船山的方式，就是宣传王船山已经被天上封为“雷神”。

这是船山学的发展状况。总体上说，每个时期都热闹过一阵，可是视野却比较狭窄，见树不见林。而且赶流行、趁时髦、附和政治形势，许多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

同时他也没有知音。

曾氏兄弟虽然刊刻过船山遗书，但只是老乡，其学问实际上跟王船山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说跟他很不同。例如文章，曾国藩是从桐城派发展出来的，对文章的观点跟王船山便截然异趣。

诗歌呢？清朝末年，在湖南影响最大的诗人是王闿运，他反对唐诗、提倡八代。东坡曾夸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后来古文家都持这个观点，王闿运的主张却恰好相反。而他影响很大，在民国年间，王闿运的地位甚至被形容为“托塔天王”。王船山也不喜欢盛唐，特别讨厌从杜甫以来的诗风，但他跟王闿运的理由迥然不同。船山也许代表了明朝末年湖湘的诗风，但跟清朝后期的湖湘诗风对比，差异甚大，故其实是既无赏音也无嗣响。

另外，湘中清朝末年的学问，不论是做注解的王先谦，还是讲版本做考证的叶德辉，都是朴学一路，甚至还要“翼教”。他们对清朝政府的态度，跟王船山哪点一样呢？

所以虽然湖南人很热情的提倡船山，但这两百年来湖南的学风实际上跟王船山无关且不相同。湖南人之爱谈船山，大抵只可说是“钦其宝而莫名其器”，乡谊重于学问（当然，这也很可贵。你看其邻省江西这些年对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文天祥、王阳明、陈三立家族等等，就远没这样的热情）。

再扩大点说。船山的学问在过去，可以说被时代淹没了，后来逐渐被发扬以后，所关注的焦点却很零散，对于船山学术的全面研究其实还有待展开。现在纪念者多，佩服其节操和学问的人也多，但真能了解他的人其实很少。虽然有关船山的论文好像已经很多了，但实际上还是处于畬田开荒的状态。

船山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以经学自负，而经学也正是他学术的主干。可是经学本身，在这一百年就是个弱化、乃至被取消的学科，最近这些年才慢慢恢复。2004年我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经学研讨会，我人都到了北京，居然被告知经学研讨会还不能开，得改个名字。因为过去经学是个黑学科，现在还需谨慎。后来到2006年才开了第一届经学研讨会。在这种情况下，船山的经学如何得到阐发？

对船山经学的有限研究中，《易经》最多，船山的尚书学、春秋学、礼学却都还很少人谈。诗经学则都是由做文学批评的人在推动。至于四书学，船山在《四书》上花了很大力气，有关四书的专着很多，但关于船山四书学的讨论其实甚少。少数研究《四书》的，又常不知关联于五经。

船山的诸子学本身比较窄，集中在老庄，对其他的诸子用力不多。但即使是老庄的部分，目前研究也较粗。譬如说，船山跟晚明憨山释德清之类整个庄子学的风气能不能贯通起来做一些相关的比较？目前这些研究就还比较少。

船山的佛学又是极特殊的。

玄奘大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开创了法相宗一派，但这一宗只传了两代就断了。直到晚清，窥基大师的注解从日本被带回来后才在国内带动出新的风潮，要求“回到玄奘，回到印度”。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佛学发展的重要动向。由唐代中叶到清朝末期，中间却皆是断层。

这断层中唯一的亮点就是晚明。居然在一些不相干的地方，有些人因特殊机缘，对唯识学有一些研究，犹如黑夜中还有几点各自闪耀的星光。像蕅益智旭和船山，就是这些星星。船山专门写过《相宗络索》，这是少数在断层期中有关唯识宗的研究。但即使在近代唯识学重新发展以后，它在佛学上的贡献也没有重新得到阐发。

另外就是他的理学。他延续张载，在“气”上颇有发挥。但理学在近代是一个被打压、被污名化的学问，他在理学方面的贡献和地位也需要深入地研究。

船山跟其他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又有很大的不同，他又是文学家。他辞章、义理、考据都很好，但其辞章之学很少人关注，大家关注的都是他的民族气节和圣贤学问的这些大方向。可是作为一个文人，船山非常全面，能够编杂剧，可以作词作曲，诗文辞赋更不在话下。这些，从来没人讨论。他的文人性格，诗酒潇洒，逸兴豪情，一写梅花诗就一二百首，落花诗又一二百首，这种诗兴和文人性情，也可以看出中国文人传统的发展。

在明代，文人跟理学家颇不对盘。文人笔下的理学家都是陈腐的，理学家则觉得文人都是浪荡才子。但船山身上两方面都有，所以王船山是值得研究且需要研究的。

三、奇特的船山之镜

我说船山值得研究，跟现在相关的研究，旨在服务于他个人，发其潜德幽光，或把他阐扬成伟大圣哲都不一样。认为船山若值得研究，必须是因关注船山能解决什么重大学术问题、说明时代或历史的脉络。否则活过的人多了、用功写书的人也多了，都要我们花精神研究吗？

面对好的研究对象，犹如照镜。可以因为看他而看到我们见识的鄙暗、认知的混乱、意量的偏狭、史卖的错落，乃至人生道路的岐误等等。

先说他的经学。他自诩“六经责我开生面”，学问是从经学中发展出来的。

但我们在讲思想史、哲学史的时候向来有个大历史脉络的理解，认为明朝正是个经学衰弱的时代。这时代只讲理学，重视四书，不读五经，所以后来顾炎武提出一个口号，要以经学代替理学，以振衰起敝。又由于大家都空谈性理，不切实际，所以颜元又起来提倡“实学”，要以实学替代理学。明清之际，学风之改变，出现考证学派，其逻辑脉络即是如此。后来余英时又做了个补充，说考证学风、求证于十三经，不完全由于反理学反心学。理学家们争论心性问题，最终也还是要求证于经典，故由理学心学也是可以导引或生出经学考证风气的。

这些研讨，是学界一大热闹场。可是船山呢？这些讨论都忽略了船山的存在！由船山看，就知道经学在明代自有传承，且在清朝那些经学家出现之前，早已有船山这样的经学大师。我以前写《晚明思潮》时，曾举何良俊、归有光、钱牧斋等江苏区域的学人为例，说明晚明自有其经学传统。如船山，亦正是湖湘经学之显证，而其与归有光等人共同的经学线索，又是过去根本不在意的“经义文”，也就是俗称的八股。过去的陈腔滥调，由于都没注意这些，所以均应修改修改了。

理学，过去的讨论框架是“程朱/陆王“，晚明则被定义为王学崛起，挑战甚至动摇了程朱的时代。

可是船山完全不能用这个框架讨论。他近程朱，但接上的是张载，重气，甚于性理。与大部分理学家均不同。讲心则不由良知说，重气质、重习染、重教育，根本看不上王阳明。

当时三教合一之势甚昌，阳儒阴释者很多，船山却为纯儒。可是这种纯儒却是既批判佛老又结合佛老的，可说极为特殊。他的庄子学，参合儒门；其唯识，则单提法印，在当时禅风大盛之际，夭弦别弹。这都可以让我们看见不一般的景况。

另外，晚明是个世俗化已很厉害的社会，过去曾以“资本主义萌芽”来形容这个已有浓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时代。这种比附张然不可取，但那时通俗诗文、戏曲、小说大盛，市井文化大昌是无疑的。船山当此时会，乃恰好显示了他是一位能兼合两个传统的人。

两个传统，指“大传统”和“小传统”。一般儒生读书人，都只处在大传统中，不熟悉庶民生活及语言。船山则不然，对小说戏曲、俗语土话、插科打诨都极熟稔。我《船山诗学臆说》一文曾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他“窜掇禅语，貌充哑谜者”甚多，并说：“夫诨者，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其《遣兴》七十余首、《广遣兴》三十余首，俱如是也。者皮腔鼓雷、惊花牙板，总未消歇处，可知船山老叟于斯兴致匪浅。亦可知其评文论艺何以辄多俚俗言语；取譬于僧家与曲谣民艺处，亦不少见。自来儒者善辞章者罕，擅诗文者又罕，或并悉俚诨谐谑、里巷曲戏更罕，故诗文评语未有如船山般肆口者。”所以说他是一位技能尽雅，又能尽俗的学者。此例本来罕见，过去更无研究者注意。

辞章方面。明代“文人”与“道学”分、理学与经学分是常态，船山却是大综合者。这种综合，不只是一般意义的，更重要的地方在于他怎么合。

一般只是说某些人既有学问，又能写诗文，船山则是以经学来合的。因为儒家本来就以诗为始教，以乐为终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故诗学为船山经学之关键。以诗优柔性情，温柔敦厚，遂为性理之学的根本。经文考证、经意研索，最后亦不致于碎义逃难，流湎无归，则心声之动，默会于言意之表；人天之间，或可兴于微言以相感。此，辞章、义理、考据综合之路也。

庄子曰“道术为天下裂“。自春秋战国以来，裂了两千年。船山乃彰此大路，恢云逵而建天梯，期望能让人重新回到群经浑沦、道术未分的时代。其志甚大！可惜，时代没呼应他，现在人也还不了解他，喔，不是，是不了解我们自己。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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