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三大贡献与儒家伦理的三大局限

孔子行教图

◆传承文明——儒家指向历史的不朽成就

孔子以一介布衣，创办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德行、政事、言语之外，有所谓“文学”的方面，“七十子之徒”中的子游、子夏等，分别佼佼于斯（《论语•先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尽管孔子重视学以致用，曾经针对子夏执迷经典、沉迷雕虫的“掉书袋”情况，警告他“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但用经典关照现实的提倡，从另一角度却开启了后世研习经典的历史先河。

尤其是孔子本人，“追忆三代之礼，序书传”，“去”《诗》之“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定“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孔子又“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至于为《春秋》，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

尽管“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但是孔子却能以一介布衣，“传十余世”，使“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其中缘由，正是因为孔子对于古代存留下来的典籍的重新整理和诠释，以及由此开创的传习经典的风气，对后世所造成的广泛而又深远的实际影响。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虽然怀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愿望，试图在有生之年，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志不偕时，返身钻研古代典籍，却因对于经典的阐释和挥发，获得了“至圣”的千古盛誉。后世儒生踵接孔子，接续对于古代经典的不断诠释，使得历史文化的传承，两千余年不绝如缕。

传承文明，由此成了传统儒家指向历史方向的长久事业，儒家在这方面取得的不朽成就，应该说是无与伦比的。

蔡志忠国学绘本中的孔子

◆倡导友善和谐——儒家指向社会生活的历史性贡献

孔子除了提出有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主要人际关系的具体原则，《论语》中还提供了孔子对于公侯、大夫、老者、丧者、瞽者、乡人、路人等的具体做法，这些框架式的原则和具体行动中的做法，都表明了儒家从一开始就注重友善地对待“共生者”，强调建立体谅、关怀的人间情感，以促成人间社会朝向友善、和谐的方向发展。

从孔子的“不患人之不自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到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倡导为他人着想，提倡仁慈，关爱苍生，都在培养人间情感、扶持贫弱等方面，为后世儒家做出了典范。在通往和谐人间关系的道路上，为了实现《礼记》提出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目标（《礼记•礼运》），后世儒者不断提倡并身体力行，无论汉唐阶段的儒者，还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儒者，他们身上，都普遍表现了为实现这种长远人伦目标的努力，他们在此一方面所做的从来不曾间断的努力，都在表明儒家为建立和谐友善人际关系，使人间世界更加充满可留恋性等方面，做出过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历史性贡献。

◆树立理想人格——儒家指向人生的辉煌事业

历代中国人能够把理想当成人生的价值追求，用理想指引人生道路，并用理想提升人生的品质，树立典范以激励来者，使得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绝如缕，让中国的历史在功利主义的权力争斗浊流中，不时闪烁出璀璨的光辉，实在应该拜谢传统儒家的恩赐。向往崇高理想，强调立志，用企慕圣贤的方式培养和造就自己，这是传统儒家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他们把树立理想人格，当成了光耀此身并照亮世间的崇高伟大事业。

孔子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将对“道”的追寻，当成人生的宏远目标，是孔老夫子的首创。孟子接续孔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提倡作为人的感官的“小体”，理应接受作为“大体”的心灵的指引，强调崇高远大的人生理想在实际人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唤醒并激发对于远大人生目标的强烈追寻意识，高度肯定了人在确立生存目标和实现人生理想方面的主体能动作用。

“志者，气之帅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坚持以志帅气，认定人之所以能“养浩然之气”，就是因为有“志”的指导和引领。内心有了正大之气，人就会努力张扬并主动坚守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正义，个体生命也能由此充满活力，不会轻易萎靡、颓堕、沉沦下去。

作为“提拔”人生目标和品质的“志”，有时与时相遂，但也经常与时相左。《论语》中记载孔子回答原宪“什么是耻”的问题，说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指的就是翻滚于时势给生存提供的各种可能条件之中，放弃理想原则，抛掷品格操守，只求生存不问意义，乃是人生的耻辱。

当“邦有道”，即志与时遂时，投身其中，积极奉献，助成时势之美；当“邦无道”，即志与时左时，洁身自好，不为所污，还能有所自乐，有所作为。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兴办私学，不仅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历史先河，使得后世纷纷效法，渐渐演变成具有独立自由讲学精神的书院可以安身；另一方面是因为孔子的教育和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也为真正的读书人——历来的精英知识阶层的内心深处，树立起了“道尊于势”的坚定价值信念，使得他们在人生不顺畅或世俗权势无理威压下，仍能有所坚守，仍能在困境中有所作为，可以立命。

南宋大儒胡宏，在面对权倾朝野的宰相秦桧的“招引”和“利诱”时，致书秦桧，告以不愿意像历史上那些无骨的文人一样，苟且度日，“颠冥于富贵，醉生而梦死”地活过此生，而是希望自己做一个“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有道德足以赞时，有事业足以拨乱，风不能靡，波不能流”的“大丈夫”，将来死去，也会“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胡宏《与秦会之》）显示了高举儒家理想主义价值火炬的伟岸儒者，在强权威慑和利欲诱惑面前不动不摇的松柏品格和坚强意志。

与胡宏具有同样坚定不移人生操守的儒者，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他们不以个人的利欲损害道义，不因生身的得失置价值理想于罔顾。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孔子“杀身成仁”和孟子“舍生取义”的伟大教诲。他们在天下有道时，以道殉身；在天下无道时，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将孟子倡导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离娄下》）的真正“大丈夫”气概，明明朗朗悬挂在了历史的上空。理想既与时左，便徜徉山河大地，“望云消意，临水观心”（胡宏《与吴元忠》），同时系心文明传承，讲学授徒，传递圣哲之道，传授古代经典，培养后来贤者，为未来历史的翻然苏醒和重新前行，储备需要发力时的思想、文化力量。

这是传统儒家在指向人生方向上，既伟岸不朽，又辉煌难及的宏大事业。

传统儒家伦理的三大局限

儒家虽然在历史上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建立了不朽的事业，但是站在当下和未来发展的立场看，儒家伦理确实存有非常明显的局限。这些局限，究其大者主要有三：一是从其性质上看，二是就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看，三是从其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上看。尽管儒家伦理还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局限，但都不及这三种局限更大、更具有根源性。

◆局限一：单向度责任义务型伦理，不利培养个性品格

传统儒家伦理，是以责任和义务为主要目标的伦理，具有异常明显的单向性。这种单向度强调责任和义务的伦理，虽然在历朝历代都曾培养出不少杰出的奉献者和牺牲者，但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却不容易培养出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个体人格，反倒对个性品格的生长造成了不小的抑制。

现代生活告诫我们，每个人生下来，不单纯是为了完成义务和履行责任，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目标，每个人都有权力为实现自己个体的人生目标而培养自己。传统儒家的单纯奉献型伦理，对生活在这种体系和氛围中的个体所造成的抑制是非常明显同时也非常严重的。众多个体，因为生活在这种强烈的责任和义务型伦理世界中，不得不丢弃发展自己和成就自己的理想和愿望，造成对人才全面发展的极大遏制和损伤。而从现代人才需要和培养的角度看来，个体目标的纷纷实现，尤其是整体人类社会呈现丰富创造力的基本前提和必要保障。抑制了个体人格的生长，消解了个体的独立性，就等于消解了人类整体的创造活力。

这种单纯强调责任义务型的伦理，对人的非关道德的欲望，也造成过并且还在造成着巨大的压抑，导致人们心里沉郁，降低了人生的幸福感。因为责任和义务的君子目标过于高远，现实中人渴望而难及，为了避免被人讥笑和鄙视，故意装成有道德的样子，巧言令色满街有，道听途说随处见，“乡愿人”遍布生活世界。这种惨痛的事实，严重妨害了现代人公共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生活里缺少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在这种目标单一的只强调奉献的伦理原则的笼罩下，个体人的非关道德的能力，如小玩、小技、小心思之类的个人嗜好，基本受不到足够的关注，更不要说提倡。这种伦理类型所诱发的人生价值定位，不利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也缺乏对个性和个体的必要尊重。

由此看来，建立多维度崭新伦理，关照个体生命特点，尊重个人自我培养的目标和权力，不仅已成当务之急，而且应当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局限二：传统儒家伦理的“泛道德主义”

被当代思想家韦政通先生称之为“泛道德主义”的儒家伦理的这个重大局限，可以说就是明显的缺陷。

“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评价凌驾于一切之上，无论对人、对事、对历史，一概从道德上进行评价。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都被简单地化约为道德问题，除了道德问题，仿佛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其他问题了一样。

“泛道德主义”的盛行，使道德成了挥舞在今人、古人头上的“打神鞭”，用“道德法庭”取代真正的法庭，严重妨碍了人们对法制的关注和企望，相当程度地制约了法制的建设，削减了法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本应具有的权威性。同时也遮蔽了对具体问题的客观了解和切实研究。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事务，不都是道德能够解决，而认识世界上的很多事物，其实跟道德与否，也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近些年来流行一种貌似儒家的说法，说是“要想学做事，首先学做人”。这种漏洞百出的话语，竟然被堂而皇之的畅传为“箴言”。哪有在不做好事情的前提下就能做先把人做好的道理？做人就是在做事中学出来的，做人好坏也只能在做事中才能体现出来，不做事，哪来做人一说？一件事情都还没做，就已经先成了好人，这可真是一件咄咄的怪事了。

笔者无意把这种说法一定说成是传统儒家的，但这确实是传统儒家“道德主义”评价习惯泛滥化的结果。“泛道德主义”，导致了人们过于偏重对人和人间事务的道德评价，忽视了对生活世界实施改造的事务本身，道德标准不能成为评价一切人和事务的标准，对人的能力、业绩和事务性工作的效果的评价，不能使用道德的标准，道德的评价在这里无力可施。

◆局限三：传统儒家伦理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

传统儒家伦理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今天全世界各国都在走向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挡也挡不住。就连梁漱溟先生这样身上充满传统古风的儒者，临终前的一个最后愿景，就是希望中国能够“跟上世界的潮流”。跟不上世界的潮流，就会被现代化甩掉，就算技术和经济发展上甩不掉，思想观念却一定会被甩掉。而思想观念被甩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一定跟着被甩掉。更新思想观念，是跟上世界潮流最根本的指标，也是跟上世界潮流最主要的标志。

尽管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还异常广大而众多，但是中国也跟世界一样，正在走向城市化、现代化和世界化的道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口都在向中心城市聚集，想重新回到村落田园般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可能。由此，我们的伦理倡导，就不能再以一个个分立的狭小村落为着眼点，要看大方向，要谋大前途，要走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道路，不能再拿传统时代的简单伦理戒条，像对待传统时代的村落农民和小生产者那样对待城市居民，这样做已经不合时宜。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产方式虽然依旧存在，但实际作为经济和生活方式的主流和主体性的地位正在消退，并且还在继续消退。为了适应城市化和现代化生活的需要，我们必须对传统儒家的伦理进行有效的“创造性转化”。如果不能实现对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不能为传统儒家的伦理增添现代化、城市化和世界化的新鲜内涵，那么传统伦理的戒条，就无法再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发生真实有力的作用。故此，一切不假思索、不加改制的照搬传统儒家伦理，无分别的全面推行传统儒家伦理，就是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一种背弃。儒家伦理必须经由创造性的转化，方能生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我们走向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效推助力量。

现在是走向国际化的时代，是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是人群不断以加速度向中心城市聚拢的时代，如果还要按照小农经济社会的标准来看待问题，评价事物，决定行动，那就是倒着往回走，跟不上世界的潮流不说，还会以“钟情捍卫”的方式，自己掘断民族发展的未来道路。我们应当努力想办法改变观念，探讨建立新的、更加合理的伦理规范。当然，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但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意识，观念就永远不要指望改变。抱着满脑子传统小农时代伦理观念的人群社会，想要走向现代化，除了停留在口头上自我陶醉之外，起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实际功效。现代化不是一个只用来装扮自己的化妆品，也不只是技术先进和经济发达的意思，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那就只不过是将普通白酒从二锅头的瓶子里取出来重新装进茅台酒的瓶子里而已。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换酒，不是换瓶子。观念不改变，人就不能现代化；人不能现代化，社会生活根本不可能进入真正的现代化。笔者在这里不止是要提倡在传统五伦的基础上建立所谓第六伦、第七伦的问题，因为这些只是形式，要在根本的意义上建立适应现代化的崭新伦理，韦政通先生所倡导的建立融科学、民主和伦理为一体的崭新生活方式，具有相当实质性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本文作者：王立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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