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静：回望青春

（上）

1981年春节前，我们在北京中关村里那个叫魏公村的地方，参加完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度过了新鲜、快乐、刺激的一段日子后，就要分配到部队去。我们是基建工程兵的最后一批兵，除从北京兵部招的30多个女兵、10几个干部子弟外，剩下的200多个兵全部来自我们的老家山东平阴。我在我们那批兵中属于个头比较高的（一米八），由于表现出色，还得到了一次嘉奖，并被安排担当排里的文体委员。曾到我们家去家访的排长，私下里对我说，你有可能被留在兵部警卫连。当时听说战友们要分到全国各地去，心里想，真不愿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分开。

教导队集合宣布名单时，不但留北京的人员中没有我，连去青岛、焦作、重庆的名单中也没有我，我的名字最后和大多数人一起被山西军办煤矿的领导念了出来。我怀着有些失望的心情，随部队坐上了去大同的火车。火车越向西走，车外的积雪越多，景象越荒凉。坐了一夜火车到了大同火车站，天气寒冷，温度很低。我们被安排分别爬上了车箱很浅的翻头车，用大衣盖上头，相依着趴在前面战友的后背上。车不知颠箥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全身几乎被冻麻木了，有的人迷迷糊糊就要睡着了。在北京什么待遇，不说从火车站到部队住地坐的是大轿子车，就是从魏公村到白石桥的兵部看电影，每次也是大轿子车接大轿子车送。不知过了多久，大约可能有一个世纪，突然有人喊，到了，全体人员带好自己的行李，下车。

下了车，环顾四周一看，天哪，这是什么鬼地方，三面环山，只有车进来的北边的深沟，是通往外边世界的唯一通道。我们被分到班的班长带回了宿舍。进屋一看，全是大通铺，除被褥和生活用品外，剩下的东西都要放到储物间去。地下生着个大炉子，老兵们用铁锨向里添煤，一添就是好几锨。

第二天我们每人发了一身旧棉衣、一双胶皮靴子，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又到矿灯房领了一个矿灯，学着老兵的样子，把小方电瓶串在腰带上，把灯头别在帽子的前方，跟着队伍上了路。路边到处都是煤堆、煤矿，遇到下班的地方煤矿的人群，每个人的脸上都像黑包公，根本看不到一点本来面目。我们走了五、六里路到了矿井旁，班长交待了注意事项，每人打开头上的矿灯，相随着从井口向井下走去。井下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有的矿灯接触不良，灯一灭，四周什么也看不见。

井下是没有四季之分的，冬天在下面干活，也是挥汗如雨；夏天在下面干活，如停下来时间长了，身上也会感觉到寒冷。所以下井的人，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衣。我们到工作面上，学着老兵的样子，先用钻机打眼，有时候一个面上要打几十个眼，然后向里填充雷管和炸药，把口封紧，接上放炮器的线，人都撤到巷道的拐弯处和近百米外的安全距离后，点火放炮。等炮连续响完，冒着浓浓的烟尘，回到放炮的地方，用铁锨向两边的传送带上装煤。传送带把煤拉到外边，有人用矿斗接了，挂在一起，被上面的绞车拉上井口，倒在煤池里，拉煤的车就可以从煤池里放煤拉走。由于烟尘大，每人还发了一个防毒面具那样的口罩。由于年轻气盛，大家为了表现自己，大部分人都不带，只是挂在腰上当个摆设。工作时间是三班倒，晚班是12点吃完饭下井，早晨8点回来；早班是8点下井，下午4点回来；中班是4点下井，12点下班。休息时，我们几个要好的战友曾爬上过三面所有的山顶，说是山，实际上没有几块石头，几乎全是土山。翻过一座山，远处还是山。都五六月份了，背阴处到处还有积雪。大阳懒洋洋地在天上散步，有气无力的样子。休息时，我们曾一直走上多半天，除了在一个大山的皱折里发现了一个小山村外，别无所获。小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偶尔在村里的小道上，会碰到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年妇女，或一个流着清鼻涕的孩子走过。当地人只能在山地里种些土豆，生活大部分全靠在外下煤窑的男人。

没当兵前，觉得在农村没出路。我心里打算的是，当不了兵，就去东北大姐那，让人找个下煤窑的活。有时看到村里有去关东下煤窑的回来，三十岁数，穿的很光鲜的样子，留着平头，带着手表，脚穿皮鞋，兜里鼓鼓的装着大把的钱，带着刚下学模样还算俊俏的女孩子，去供销社置办结婚用的东西时，心里满是羡慕嫉妒狠。

莫非我这辈子就是个下煤窑的命，在地方没去挖煤，好不容易当上了兵，来到了部队，还是得下井挖煤。有时我自己跑到山顶，对着家乡的方向，绝望地呦呦大喊。山谷里有回音，也呦呦的回答我。我喊：爹、娘，这是什么鬼地方，我要砸死在井下，你们一辈子也见不到儿子了。山谷同样回答我，爹、娘，这是什么鬼地方，我要砸死在井下，你们一辈子也见不到儿子了、儿子了。我曾给兵部的老排长写信，信上说，你把我从家带出来，把我扔到千里之外的这个破地方，或许我这条命，就交待到这儿了。我天真的想，排长同情心发现，看我说的这么可怜，想办法把我调走。我天天盼，突然有一天，收到排长的回信，让我别着急，说他正在想办法；或某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说你的调令来了，准备准备走吧。我的前程渺茫，心情灰暗到了极点。虽然心里极度苦闷，但表面上还是要装出积极向上的样子。出操、下井、公务、帮厨，每样都不落人后。

我们在家时，从没吃过大米饭，到了新兵连，中午吃不习惯大米饭，早晨就放起几个馒头来，中午吃剩馒头。到了这儿可不行了，一天有时连一顿面食都吃不上，想留馒头更是不可能，赶上了，能吃饱一顿就不错了。部队上大部分都是北方兵，炊事班安排两个人站在门口，谁也别想把馒头带出去。大部分老乡，慢慢都接受了这个现实，开始吃米饭。我心里对自己说：王培敬，人家都行，你不行也得行，不能吃也得吃。可怎么试都不管用，我闻到大米饭的味道就想吐，我真是个另类，是不是应该托生在南方？

那是80年代初，我们部队上吃的全是仓库里的陈粮，小米饭蒸了散团，一个米粒一个米粒的，没有一点粮食味。面粉也是，不是面发不起来，就是碱面放大了。山上不远处还有几个烽火台，这儿离杨家将上说的金沙滩只有三十公里路的样子。我曾走近过烽火台，四周没地方能上去，表面上看不出来这儿远古曾有过战争的痕迹。每天至少要吃一顿大米饭。如吃大米饭，我就只吃点菜，喝点汤，该下井下井，该出操出操。见我这样，有时炊事班长特许我从厨房挖一碗面粉回来，用筷子一搅，在宿舍里的炉子上放上一个铁盆，放点水烧开，把面糊搅了倒进去，一两分钟后，一碗面片就做成了。我们有个副班长是四川人，他文化程度不高，干活特别厉害，连里评先进每次都有他的份。我们新战士都很佩服他。有时他看我没太吃东西，偶尔会舍脸去厨房给我要点面粉回来。班长曾问过我，愿不愿意去炊事班工作？我想起了一进食堂闻到大米饭味时的感觉，考虑了再考虑，最后坚决说，不去。一是真不愿天天去闻大米饭的味，二是不想给战友留下话把儿，吃不了大米，闻不了那闻，还进炊事班，是怕下井累，危险，装的吧。赶上哪个连队里晚上吃包子，还没到半下午，全团的人几乎都知道了。机关的、卫生队的，别的连的老乡，一个个装着散步的样子全都来了。炊事班里的人开始忙上了，你进我出的，用尽各种方法，把包子掩盖着偷进宿舍里，老乡们享受了，抹抹嘴，装着没事似的走了。那真是像过年，人人像打了兴奋剂，脸上放光，逢人就说，晚上吃包子。更有从窗口向外递的，还有从墙头上抱着包子翻的。往往是自己连的人都没吃饱，外来的人却撑得直打嗝。连队放电影，邻村的老百姓听说了，也跑来看电影。部队要集合看，放映前有时连队之间还拉拉歌。那时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特别羡慕机关的兵们，因为他们不用排队，可以随便找个有姑娘的地方坐下，虽然不能干什么，但总是可以近距离的多看姑娘们一眼。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姑娘可是稀缺动物。

5、6月份的一天，连里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锅炉房工作。那时候我们都追求进步，天不亮就悄悄起来扫地或去打扫厕所。我认真的回答，服从组织分配。领导说，那好，你准备一下自己的东西，下午锅炉房的孙班长来接你。

       孙班长是陕西人，个子不高，身体削瘦，脸庞两侧的颧骨都突了出来，工作上很认真，是个老志愿兵；还有个副班长姓王，甘肃人，身材和班长差不多，爱张着大嘴笑，人很老实，和我很说得来。才开始他们谁上班都带着我，用小车从屋外向屋内推煤的活，就成了我的专利。跟他们从头学起，先把顶上的一个水箱加满水，再看锅炉玻璃管的水位是否用不用向里加水。然后打开鼓风机，吹一会，让压住的煤火燃烧起来后，用大铁锨向里加上七八锨煤，把门关上，跑步去洗澡池的大房间，用铁钓子伸进水里，挂住木塞的提手，摇动提上来，把脏水放掉，把池子冲干净，用大木塞缠上块布堵好下水口，再向里放清水，水放到离池子口20公分高为佳，放多了人进去水溢出来浪费，放少了人蹲里边泡不过来。把洗澡间和换衣间里战友们扔下的破手套和臭袜子、旧报纸捡起来。冬天还好，特别是夏天，打开炉门，里边的火烤的脸生痛。一年四季，上班时首先要换上工作服，帆布的，很厚，还要戴个旧军帽，不然倒火时，窜出的火苗容易烧了头发。里边的煤渣厚了，火旺不起来。先向着旺的一边多加几锨煤，等火更旺一些后，把鼓风机调小，把另一边着完的煤渣清出来，把旺火那边的煤摊开，加上新煤，等火旺了后，再加煤开大鼓风机，别看这活简单，没技术含量，新手操作不当，烧着烧着就会把火烧灭了。锅炉房的边上就是木料场，清出的煤渣，还要防备失火的问题。有风时就用水管把清出的煤渣浇一遍。院子里有个水井，先要把水抽到锅炉房外的小水池中，然后再用压力水泵向锅炉里和水池里加水。说到抽水，夏天还好。山西山里的冬天，平均气温应该在零下二三十度，外边的水管没有一天不被冻住的。先用汽油喷灯一段段、一根根管子的烤，觉得差不多了，就开一下水泵试试，管子没通，不上水不用去看，听动静就能判断出来。有时不小心，沾水的手碰到管子上，经常就拿不下来了，手被撕掉皮是常事。

（下）

下井的战友们讲究的少，机关的领导或干事们是比较爱干净的，有时团里的大领导来洗澡，会让公务员跑过来给说，让提前烧水。一般干部，他们总是在第一拨下班回来的队伍到达前来。他们会带不少报纸，铺在更衣柜里或放在长条凳子上放衣服用。他们走后或最后打扫卫生时，我会把报纸全捡起来，不是为了卖废品，而是等工作之余，在墙根里一坐，一张张找上面的文学作品看，下井的战友们回来，有的就和我开玩笑，王培敬，墙头上看报纸，你又在加强学习啊。记得文学作品最多的是人民日报的副刊和中国青年报的副刊。有好的短小说和诗歌、散文我就放在一边，等下班时带回住处，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几年下来，我竟剪了有好几大本。自从参军后，我就坚持着记日记的好习惯。每天晚上睡下了，趴在枕头上，我就想，这一天有何收获，有何启发。大部分记得是当时的工作状态和所思所想。幻想着哪天，运气会落到我的头上，受到上级的重用；或想像未来的女友是个什么样子，她不一定很漂亮，但一定很可爱，很单纯，很纯洁。没事时我就开始了写东西。写的都很短，最长的也就几千字。对了，我们一连有个湖南兵叫周华东，比我们早一年当兵。他长的像雷锋一样，四方脸盘，个子不高。他也爱好文学，我们俩个没事时就找到一起聊文学、聊人生。他懂得比我多，他的字更是写的龙飞凤舞，像毛体。我几乎是有些崇拜他。我们俩聊的特投机，在这荒芜的山沟里，他是我的第一个文学知己。

出去一起散步时，他经常大声对着山谷喊：老天爷，我们的出路在哪儿？我们俩商量合写一部中篇小说，他写前半部分，我写后半部分。主要故事梗概是我俩一起聊出来的。休息时，我们各自按照分工所要表述的故事写作，一个月后都拿出了初稿，我们的心中好像看到了一丝成功的曙光。署名时，他为了配合我，用了一个娴字，我们的笔名叫就静娴。

当满两年兵后，他要求退伍，连里已经同意他的要求，那时我心里很难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文学知己，他却要走了。而且可能一辈子，再也不会见上面。原先那部中篇小说稿子放在他那儿。他要走，我心里很矛盾，想了好几天，才吞吞吐吐对他说，要不，咱们一起写的那稿子放我这吧。他说，行。并痛快地给了我。至今那部手写的书稿连同后来我和华东的通信，还收藏在我的书柜里。我们通了两年信吧，不，可能时间还要长，我调总后以后还通过信，后来由于他工作变动断了联系，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的一张黑白照片。我曾从网上搜索过，没找到他的一丝信息，他的同乡战友一个也见不到了。华东兄弟，你在湖南过的还好吗？当了两年兵后，我攒下了点钱。请假坐部队去买菜的130去了大同。坐在车后的车箱里，颠箥的厉害，好像车子不想让你的屁股和它接触。一般干部进城，也是坐这样顺路的车。不过坐这样的车也好，可以看路两旁的风景，包括路边偶而闪过的女孩。

30年后回军营到了大同，和司机说好，几点在什么地方等车。然后各自去办事。我找到了一家买相机的商店，这时一个中年人，手举一张报纸凑到我跟前，装着也看商品的样子，一位工作人员咳嗽了两声，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赶紧用手去摸我装钱的上衣兜，我的手和他的手似乎碰了一下，他放下了手，转身向外走。走到门口，好像还回头向我这边笑了一下。很少有机会进城的我，差一点被小偷偷了。我买回来一台东方120相机，是天津产的。还有胶卷、曝光机、相纸、定影液、显影液。

那时想的是，如将来不能在部队呆长久，回到家，走村串巷去照相，也算有一门手艺。洗相片是跟矿灯房的陈士玉学的。他的家境比较好，早买了相机。他的腰不好，下了一年井后，被安排去了山阴精神病院去陪护一个住院的老乡战友，在那呆了一年，他回来眼光似乎都有些呆直。回来后他被安排在了矿灯房，由于是老乡，和原先在连部当文书后到矿洞口俺班的张方生我们几个走的很近。有了相机，白天到山里给战友们照相，有时让他们给我照。晚上开始洗照片。由于住的小屋里有光亮，就到澡溏战友们换衣服的更衣室里去洗，因为那儿的窗户都是封死的，门口也挂了破褥子当门帘，拉了灯是最好的暗房。先用温水把定影液调好，在黑暗中把胶卷从相机里拿出来，抓着两头，活动着轻轻在水里泡，大概是三到五分钟后，拉开灯就行了。然后把胶卷晒干，这是第一步。洗相时，再拉了灯，在曝光机里放一张相纸，把剪开的底片放一张上去，按红纽让灯闪3下，把相纸拿出来放到用温水调好的显影水里，五至十分钟后就可以开灯了。最后把照片贴在干净的玻璃上，等凉干了，照片就自己掉下来了。第一次自己操作，心里充满了好奇感，当全部过程完成，看到成相的照片时，别提有多激动了。

30年后回军营我来锅炉房不久，又调来了一个甘肃兵，也是81年入伍的，名字我忘记了，瘦瘦的，有1米76的样子，特爱干净，每天下班后，换上白衬衣，把皮鞋擦的很亮才出去。由于和王副班长是老乡，他们之间说话时经常用家乡话，说的很快，有时我们听不懂。王副班长30多了，不知回家了多少次，改志愿兵后才领回来了一个小媳妇，看上去也就20多一点的样子，长的挺好看，不太爱说话。锅炉班腾出了一间房子给他们住。孙班长做了一个正反面写着男、女的牌子，挂在我们自己搭建的临时厕所门口。

我们旁边是理发室，理发员是我同年的老乡叫郜化青，个子不高，很瘦。他是部队唯一的一个理发员，去金沙滩地方理发馆学的理发。他理发时，我没事经常去凑热闹，赶上人多，有老乡坐在那椅子上等着，我说，我给你理。他问，你会吗？我说，怎么不会，我理的并不一定比他差。我拿起推子就下手，老乡说，你别给我理的和狗啃的似的。我说，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理了一半，我不知如何向下进行了，化青接过推子说，理的还真不错。老乡说，你们俩就胡弄我吧。由于我们的宿舍建在山根，屋里没有掏地炉子。让机电的老师傅给我们焊了一个足有半人高、一抱粗的铁炉子，烟筒用的是根大钢管。炉子烧旺的时候，炉身和钢管都是红的。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煤。那么冷的天，头天洗的衣服都不耽误第二天穿。有时下大雨，听到后边有动静，早晨起来到后边一看，由于是土山，土和淤泥已经把我们的房子埋了半边，心里就不免有些后怕。

30年后回军营到部队后，我就让家里把我高中时的课本全寄来了，没事就复习功课。三年兵时，有老乡传过信来，说连里挑的先进，去大同322医院体验，准备送他们去北京参加军校考试。但只有三人身体合格，剩下的都是转氨酶高。这次你有机会了，到时回来当上了干部，关照点老乡，别装不认识。

 我心里还在暗暗高兴。没过几天，人家去北京考试的人都走了，我才知道消息。那时我心里绝望到了极点，我不知自己的前途在哪儿？我报名参加了辽宁丹东《满族文学》举办的杜鹃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我把写的习作不停地寄给他们，他们寄一些自己编的函授材料给我。一年下来，终于有一篇习作上了学员作品选。接着又上了南京《青春》杂志举办的函授班，一年中有两篇习作上了专发学生作品的《作家之门》。我还上了浙江《文学青年》办的函授班。后又报了山西太原办的刊授大学，函授通过了十几门功课，最后通知去大同参加自学考试时我没有去。一是去大同坐车很困难，二是怕领导说不专心工作。先是孙班长转业走了，王副班长当了班长。我被安排去怀仁县城参加司炉培训班，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是高兴和兴奋。

没想到，走到报名时一看，学员是青一色的老爷们，你想呀，谁家的漂亮女孩会去学烧锅炉。天天有工程师给我们上课，讲锅炉的构造，讲气压，讲上下排水。别以为烧锅炉不需要什么技术，你要锅炉里没水了，烧的气压再高，会发生锅炉爆炸，锅炉会飞走，不知道会落到什么地方。我天天认真听课，记笔记，画图。由于我们那个班是全雁北地区的班，所以学员来自的面很广，大部分是地方煤矿的。有时夜深了睡不着，到住的招待所门口转一转，由于年轻，不抗饿，看到门口有卖馄饨的小摊，花一块五毛钱买了一碗，那是我平生头一次吃这种叫馄饨的东西，吃完后感觉真是回味无穷，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

我回来后，班里来了三位83年的陕西兵，一个农村的，二个县城的。我开始带他们。带了没几天，他们就要求独立操作，有时烧着烧着火就灭了。我告诉他们，起炉渣不要太多，要把一边的火烧旺，一部分一部分的取。有些过程完成了，第二天开炉时，火还是灭的。我告诉他们原因，封火前，一定要把新填进去的煤火烧旺一些，然后再用细些的煤盖严。

  又是一年入伍时，我给家乡平阴县广播站写了篇广播稿，意思是部队是所革命的大学校，以自己和战友的亲身体会告诉适龄青年，到部队来吧，这儿是你们成长的熔炉。没多久县广播点就播了，家里写信告诉我。后收到了五元钱的稿费。那是我平生的第一份稿酬，我没有去取，也不知道如何去取，就放在自己的文字资料里了。老乡当中，考学走了一个，上教导队去了三个。上教导队的人提了干，都回到了煤矿，有的当了排长，有的当了司务长。几年后传来消息，考学走的那个老乡，分配到东北某部当参谋，因家里老人逼婚，从家回部队时的路上，在住的招待所里开枪自杀了。我们归机电排管。我们的排长叫杨昭明，贵州人，人长的很精神，爱笑，就是眼睛小点，一笑两只眼睛就成了两条缝。他是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工作能力特强，井下的机电设备没有不精通的，为了节约经费，没事就组织几个年轻电工缠电机。他人很正直，干什么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再苦再累兵们也不会说什么。后来王班长转业走后，我当了班长，他经常对我说，小王，你要好好干，锅炉房这一摊我就交给你了，有什么困难给我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排立过集体三等功，我得到过好几次嘉奖和优秀个人。我在雁北的这个部队煤矿上，当了六年煤矿兵。

原载2019、4《解放军文艺》2019、9《散文选刊》转载

12期的《记忆里的布谷鸟声》发2019、8、14《中国环境报》

作者王培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小小说沙龙会长。曾在《小说选刊》、《时代文学》、《小说界》、《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曾获冰心儿童图书奖，冰心散文奖，作品7０多次在军内外获奖。出版个人作品集20部。

（编辑：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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