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与创造历史哪个更有趣?蒋廷黻一句话妙答

  来源:凤凰余学用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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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值得玩味的是,不止是蒋廷黻,近代湖南的那些“大人物”们,在“写历史”与“创造历史”之间,似乎都选择了“创造历史”。他的前辈曾国藩是这样,同辈毛泽东,也是这样。
        

蒋廷黻(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

蒋廷黻先生是近代学者,史学家,外交家,湖南邵东人。

退休后他口述了一个回忆录,先是在台湾出版,后来岳麓书社也版了。

十年前我在青山书店买了这本书,却在这两天才读完。里面有一些印象深的地方,我先记下来。

《蒋廷黻回忆录》

1

蒋先生的家世并不很好,只是邵东一个普通人家。祖辈也没有出过读书人,更没有出过达官显贵。不过,和一般农家不同的是,到他祖父辈这一代,开始经商,做铁器生意。之后,他的父辈将生意越做越大,商铺甚至开到了长沙靖港,并有了一个家族铁厂。

传统中国,尤其是近代湖南,一个家族有了钱,首要的事情是买田置地建房,然后是投资子弟的教育。蒋先生的二伯父,也是如此。当蒋先生五六岁时,他的二伯父便郑重开办了一个家族私塾,并延揽名师。在随后几年,伯父根据形势的变幻,不断给子侄们调整私塾,并更换老师。在此期间,他发现侄儿蒋廷黻是块读书的料,于是更坚定了念头:他要竭尽所能,想方设法,培养侄子读书进学。

2

1905年,值得注意。

这一年清廷迫于时势,废除科举。这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讲,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到底还要不要读书?蒋廷黻的二伯父在长沙城中,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深陷到烦恼之中。但是,他坚定的认为:不管中国怎么变,他的侄子辈欲求发展,只有读书一途。

他决心采取步骤来应付这种突发的状况。第一步就是:尽快把侄子们送到长沙城里的新学堂。于是,在1906年的冬春之际,10岁的蒋廷黻第一次离开故乡邵东,徒步赶赴省城长沙。

青年时期的蒋廷黻。

3

这是一次“开眼”的旅行。

由于全程徒步,蒋廷黻看到了一百年前,湖南土地上的很多细节。

比如,他看到一片广阔稻田里,有一丛树,野鸟在里面飞进飞出。和他一起走的大人说,那丛树林里有神,如果有人去伤害林中的鸟,就会触怒神。

到了湘乡地界后,他感觉像是到了外国,因为那里的人说话他完全听不懂。此外,他还看到了乡贤曾国藩的故居富厚堂,那个房子很大,但并不是一路上最大的。随后,他们到了湘潭,拜访了一家邵阳人开的铁器店,店主给他们泡茶,并且每人还给了一包槟榔。槟榔是用红纸包的,蒋廷黻感到很新鲜,于是打开来吃,谁知又辣又热,把嘴巴弄得非常难过。

走了好几天后,他们才到长沙。

对蒋廷黻而言,这一段路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此后他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都源于这一段从邵阳走向长沙的乡村公路。

4

到了长沙后,二伯父将他安排进了明德小学。

明德小学是新学堂,但他的特点不在于教新知,而在于他是一个秘密的革命机构,充满革命气息。爱国,牺牲这样的字眼,经常出现在课内课外。其实,到底什么才是革命?什么又是爱国?蒋廷黻当时并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件事他是肯定的:那就是所有的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

但是,半年后,二伯父又把他们转到了湘潭去读书,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办学的是两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夫妇,名叫林格尔。为什么要转学?二伯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侄儿们充分学习英语,数学和其他一些西方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可以在未来的新中国谋生。

不得不说,二伯父的见解在当时是特别的——这一转学,对蒋廷黻而言,又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5

在教会学校,蒋廷黻学英文,数学,一点点吸收西方的学问,这都在意料之中。

意料之外的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很快,起义风潮波及长沙,城内发生骚动,接着,又有谣传,革命将进一步波及湘潭。为了保证安全,林格尔夫人决定关闭学校,并返回美国。十六岁的蒋廷黻在纠结了几天后,自己下了一个决心:他要和林格尔夫人一起去美国。

去美国需要钱,他从湘潭赶到靖港的店里,碰巧伯父和父亲都不在,只有二堂兄在。二堂兄二话不说,给他筹了190元。拿着这190元,蒋廷黻回到湘潭,几天后,他随林格尔夫人一起,坐船顺流而下,到了上海。

如果,我想——他的父亲或伯父,那天在靖港的店里,或许蒋廷黻就去不成美国了。

到了上海后,又出现了一个变数:林格尔夫人突然宣布改变计划,中止返美,回湘潭继续办学。并且,她要求蒋廷黻:和她一起回湘潭。

对于林格尔夫人的要求,蒋廷黻居然拒绝了——确实,有些人的想法,注定就不同于常人,所以其人生也就注定不平凡。他当时的想法是:就赴美留学的路程说,走到上海已经是一大半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回去,无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他都要去美国。

就这样,1912年的元月中旬,蒋廷黻买了一张三等船票,搭乘“波斯号”跨洋轮船,独自前往美国旧金山。

从此,在四万万的国人群里,16岁的蒋廷黻,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6

在美国,他想办法进学校,想办法谋生,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来讲,只要不想家,这些都好办。他先进派克学堂,再进欧柏林学院,学语言,学政治,学历史,拿助学金,美国的教育不会让他失望。1918年他从欧柏林学院毕业后,时值欧战,于是报名参加志愿者组织“哥伦比亚骑士队”,选择赴法国前线,鼓舞士气。

在法国,他见识到了许多异国情调,这都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1919年1月,他居然参与到了一件历史大事,巴黎和会。这是一战后列强的分赃大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有代表团参加。在此其间,蒋廷黻数度前往巴黎,通过朋友,每天与中国代表团的人聊,聊立场,聊方法,聊手段,聊目的。他亲眼目睹中国所有权益,都被列强剥夺。他和代表团成员一样,也愤慨,也失望,也忧虑,也无奈。

欧战结束后,蒋廷黻又回到美国,并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世界一流大学,他的眼界越来越开阔。对于当时的某些热词,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比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他认为这些主义本身无所谓好坏,不过是一国力量向外的辐射,如果中国愿意,奋起直追,也可以向外辐射。由此,他进一步认为,那些每天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不过是自戕,是怯懦。

在哥大,他遇到了很多名师,也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这些同学在未来将和他产生进一步的关联,比如罗家伦。

就这样到了1921年底,又因为一个机缘,他直面了华盛顿会议——这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次事关中国的外交会议。他几乎参与了会议的全程,并再一次见到列强对中国权益的干涉,也见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所有这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及种种感概。

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20多岁的蒋廷黻,莫名其妙地卷入近代中国两次重大的外交事件,并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才是“外交”的实质。这种难得的体验,似乎在冥冥之中,给他未来的外交人生,埋下了重重伏笔。

7

1923年春,蒋廷黻学成回国,受聘于南开大学。

他已经离开了中国有十二年,在教学之余,他迫不及待地周游各省,想看看中国的模样。在这期间,他遇到了几件趣事。

比如,在北平,有一次朋友请吃饭,席间来了一位客人,蓬头垢面,其貌不扬。但是,几道菜之后,蒋廷黻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客人,正在谈论古罗马的纪念门,接着,这个人又把话题转到明陵上,然后又谈到西安,又谈到音乐,客人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最后,客人又告诉蒋廷黻他们,孔庙的乐器应当如何演奏,何以中国音乐单调而忧伤。事后,蒋廷黻问饭局的组织者:这个人是谁啊?组织者说: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孙子。

还有一件事。

陕西省长邀请一群学者去西北大学演讲,其中有蒋廷黻,还有鲁迅。

他似乎并不太看得起鲁迅。他说演讲人中有个人是鲁迅,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他说鲁迅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和大家相处时不仅很客气,甚至有点胆怯。他料不到鲁迅这样一个人,居然会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1929年,蒋廷黻又面对一个契机,他的好友,曾经在哥大的同学罗家伦,邀请他到清华任教。

清华大学校评议会成员合影(1932年),前排左起:王文显、叶企孙、蒋廷黻、冯友兰、梅贻琦、张子高、陈达,后排左起:浦薛凤、陈岱孙、杨公兆、吴有训、杨武之、萧蘧。

8

在清华,蒋廷黻任历史系主任。我以为,有两件事值得注意,这两件事,直接影响了他此后人生的两大成就。

第一件事是,他依托清华的经费之便,以及北平的地利之便,成批地收购从故宫流出的清宫秘档,并且搜罗北平市面上出现的诸多清末名人日记,书信,札记,年谱等资料。凭借这些资料,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

第二件事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同仁,感于时事,创办《独立评论》杂志。通过这份杂志,他们以中国一流学者的身份,对当时纷扰的国事,进行了独立,理性且有建设性的评论——这些评论,很快被蒋介石所注意。

1933年的夏天,蒋介石安排属下,约蒋廷黻到庐山牯岭晤面。

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很客气地对邵东人蒋廷黻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蒋廷黻也客气的回应: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

此后几天,蒋介石向他请教了对国事的看法,蒋廷黻也坦然相告。对于蒋廷黻的看法,蒋介石全神贯注的倾听,一直没有打断他的话头,也没有用微笑或皱眉来表示好恶,更未作评判。

两年之后,即1935年11月,蒋廷黻在北平接到蒋介石下属翁文灏的电话,翁文灏说委员长要立刻见他。蒋廷黻马上赶到南京,得知:委员长决定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从此,蒋廷黻由学者身份,一变而成为中枢达官,直到1965年5月,他在台湾“驻美大使“任上退休。

退休后,蒋廷黻原计划重回学术生涯,利用多年积累的大批史料,撰写一部重量级的中国近代史专著,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退休仅仅5个月后,他就因癌症不治,于1965年10月病逝于美国纽约。

《蒋廷黻回忆录》插图。

9

蒋廷黻在晚年,曾和老友李济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李济问:“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了一句:“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显然,在“写历史”与“创造历史”这两者之间,蒋廷黻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

值得玩味的是,不止是蒋廷黻,近代湖南的那些“大人物”们,在“写历史”与“创造历史”之间,似乎都选择了“创造历史”。他的前辈曾国藩是这样,同辈毛泽东,也是这样。

然而,晚年的曾国藩,满以为退休之后,可以远离官场,回湘著述,却因为处理天津教案,而致“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最终客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

而晚年的毛泽东,因思念儿子毛岸英,曾不止一次地给儿媳刘思齐写下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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