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历史中的“鹤唳华亭”：陆机之死与西晋的灭亡

名门之后 文章冠世

陆机字士衡，出生于三国孙吴永安四年（261年），是江东高门大族陆家子弟，其祖父就是当年在夷陵之战中一把火烧得刘备大败而归以致病死白帝城的丞相陆逊；其父陆抗任大司马，曾率三万吴军大破西晋八万强兵。陆机是陆抗第四子，其人身高七尺，声如洪钟，文章冠世，有“太康之英”美誉，所作《文赋》被人赞为“文书双绝”，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文章之外，陆机还“伏膺儒术”,熟稔儒家经典，恪守礼法规范，“非礼不动”，自小便以齐家治国光耀祖业为己任。

陆机文赋

凤凰三年（274年），陆抗去世，陆机出任偏将牙门将，与哥哥陆晏、陆景、陆玄和弟弟陆云分别统领父亲留下的军队。不出意外的话，陆机仍将按照父祖开拓的出文入武之路向前发展。在重视门第的孙吴，出身高贵、才华卓越的他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可惜此时三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曹魏灭亡蜀汉刚两年，司马炎就篡夺皇位建立西晋，并很快把吞并江南提上日程。陆机二十岁的时候，孙吴末帝天纪四年（280年），西晋发动了对孙吴的统一战争。陆家兄弟各率所部抵御西晋兵锋，却寡不敌众，陆晏、陆景血染疆场，陆机兵败被俘，因职位低微不久便被释放。陆机虽重获自由，但也成了亡国之臣。他无可奈何，只能心怀故国之思，“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

陆机的“旧里”就是在今天上海松江一带的华亭。陆逊曾被封为华亭侯，故陆家在华亭有祖产田宅别墅。此地清泉茂林，有华亭水、华亭谷。因多有鹤鸟栖息繁衍，当地人称为“鹤窠”。

在华亭的十年间，陆机虽有山水书卷为伴，寄情林泉，常听鹤唳清声，却无时无刻不以功名为念。他写下《辨亡论》，总结孙吴兴衰之由，夹述先祖功业，认为孙吴之兴，在于任贤使能，广播恩惠，遍收人心；孙吴之衰，则在不用群贤，巧取豪夺，民心流失。

陆机不甘心陆家基业毁在自己手上，但故国已经是落花流水春去也，他只能调整人生方向和政治道路，加强对新生的西晋政权的感情认同。陆机诗作名篇《拟古诗》（十二首）中有部分是在华亭隐居期间所作，诗中充满了对汉末士子游宦洛阳际遇的追记，幻想着能与他们在洛阳方驾并游，相聚同欢。通过创作《辨亡论》和《拟古诗》，陆机重新激发了入仕壮志，完成了加入西晋朝廷的心理建设，遂大约在西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左右离开华亭，北上洛阳，力图在新朝寻找出路，重振家声。

宦游中原 道阻且长

北上之路万水千山，道阻且长，陆机“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峻秀华亭，清朗鹤唳，别时容易见时难。而前途吉凶，难以逆料，他“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幸好，凭借天下无双的文学诗赋才华，陆机初到洛阳，便仿如晴空一鹤排云上，名动京华。重臣张华早就听闻陆机文名，对其非常欣赏，一见如故，称赞道，“伐吴之役，利获二俊”，认为西晋吞并孙吴最大的收获不是统一江南，而是得到陆机兄弟。在张华的多方引荐延誉下，陆机广泛结交西晋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声望大增。当时北方文学以张载、张协、张亢为首，三人合称“三张”，陆机陆云兄弟在洛阳声名鹊起后，时人甚至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

但不是每个北方官宦都对陆机如此以诚相待，真心欣赏，陆机在中原高门士族那里，受到的更多是轻视、排挤甚至羞辱。

有天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可能正巧碰上王家在吃饭，王济指着餐桌上的羊奶酪问陆机，“卿江东何以敌此”，听说江南美食遍地，处处佳肴，可有什么能比得上羊奶酪的美味吗？

王济是被西晋追尊为文帝的太祖司马昭的女婿，当时正任职高官侍中，家财万贯，锦衣玉食，生活奢侈，连家里的乳猪都是用人奶喂养。如此美食达人，在陆机面前却对北方寻常小吃羊奶酪如此夸赞，分明是讥讽江南大地无可下箸。陆机何等心思敏捷，当即听出王济的弦外之音，马上反驳道，“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用江南莼菜做成的汤羹，不用加盐豉等调料，味道就相当鲜美爽滑。陆机、王济关于南北美食看似轻描淡写的一问一答之中，隐隐然已有一争高下的暗斗在其间。

莼菜羹

如果说陆机和王济的闲谈在表面上还算客客气气，那与卢志的对话就是唇枪舌剑的锋芒毕现了。卢志出自河北一流高门范阳卢氏家族，三国蜀汉昭烈帝刘备是其曾祖卢植门下弟子，其祖卢毓、父卢珽都是魏晋高官显贵。家世高贵的卢志很是看不起作为亡国之余的陆机等南方人士，曾在大庭广众之中当面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陆逊、陆抗是你陆机家的什么人？）

在中国古代，当面提及他人父祖名讳是大不敬之举，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陆机不甘示弱，当即就怼了回去，“如卿于卢毓、卢珽”，意即我们的关系就如同你与卢毓、卢珽的关系一样，也直接说出卢志父祖之名。卢志听后“默然”，没有再说话，但双方仇怨就此结下。此时的陆机肯定不会想到，日后他会为这句话承受多大的苦难。

陆机在北方所受的不平待遇远不止如此，有如此遭遇的江南北上士人也不止陆机一个。同样出自江南高门的名士顾荣到洛阳后，仕途不顺，处境艰难，凡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亦屡遭猜忌，以致“每欲自杀”。江南士人在北方所遭受的种种屈辱，有着深刻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顾荣

西晋灭亡孙吴后，尽管出于稳定南方局势的需要，对江南士人采取了一些怀柔性的策略，优待当地的头面人物以绥抚人心。但在根本政策上，仍把江南看成是被征服的占领地区，甚至将底层吴人当作“生口”奴隶进行买卖。陆机、顾荣等江南大族虽然命运不会如此悲惨，但在政治上一直受到压制。他们响应朝廷征召赶赴洛阳加入新朝后，仕进之路并没有完全畅通，反倒在险恶的仕宦环境中备受羞辱排挤。这说明，西晋统一后，朝廷并没有认识到江南社会经济在孙吴割据时期获得的长足发展，仍然视之为蛮荒未开化之地，由此形成北人对南人独特的心理优势，在与他们视为北上“投诚输款”的南人交往时，自然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而且经历汉末动荡、三国鼎立，南北分裂长达六七十年，社会文化心理发生了深度撕裂。在学术上，北方兴起玄学，士人的生命意识空前觉醒，更多关注超越政治道德的个体精神，积极追求理想人格的塑造。南方则恪守传统经学，立身行事以儒家礼法为准则。在陆机等南方士人看来，把精力放在清谈游宴、饮酒作乐上的北方士人，都是一帮颓废放荡之徒，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破坏纲纪。这是陆机、顾荣等南人北上后无法融入北人圈子，并与之屡屡起冲突的重要心理文化背景。

玄学清谈

除此之外，陆机自负自傲的性格也让他屡屡碰壁，这点突出表现在他和潘岳、左思等文人的交往上。

有个成语叫“陆海潘江”，比喻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中的“陆”就是陆机，“潘”则是潘岳，时人称赞二子才华是“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可能是文人相轻的缘故，他们关系并不太友好。

有次二人参加文人聚会，陆机先到，看见潘岳后至，立马转身离去。潘岳见此情景，吐出一句“清风至，尘飞扬”，我潘岳这股清风扑面而来，吹得陆机这片灰尘纷纷扬扬，无地自容。陆机闻此，当即回怼，“众鸟集，凤凰翔”，我陆机是凤凰，羞与潘岳等凡鸟为伍。二人相较，潘岳虽话中带刺，但还相对文雅，且只对准陆机一人。陆机却是迎头痛击，不留余地，更把在场文人骂了一圈，全给得罪了。

左思亦是当时文坛圣手，他虽出身寒微，貌丑口讷，不善交游，但辞藻极其壮丽，专靠才华吃饭。左思创作传世名篇《三都赋》时，陆机曾写信给弟弟陆云提及此事，“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字里行间不但用南人骂北人的“伧父”称呼左思，还表示等左思写好《三都赋》后，要用来盖酒坛子，好比今人用他人书籍当厕纸。不料左思《三都赋》面世后，洛阳百姓竞相抢购争相传看，导致纸价高涨、一纸难求，由此留下一个成语叫“洛阳纸贵”。本想自己写《三都赋》的陆机不得不罢笔，史称“陆机辍笔”。

通过这两件事，陆机狷介清狂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个性既如此，更兼时运不济，陆机在洛阳的仕途必然走得险象环生，命途多舛。陆机到洛阳时，刚开国不久的西晋还没来得及向天下展示新朝气象，就已经暮气沉沉、气息奄奄，宗室大臣争权夺位、勾心斗角，朝堂之上乌烟瘴气。陆机只有随波逐流，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辗转依附，寻求立身之地。

陆机先是投奔到执掌朝政的皇太后之父太傅杨骏门下，出任祭酒。可位置还没坐热，皇后贾南风就发动政变，诛杀杨骏，西晋皇族的一系列矛盾斗争终于以“八王之乱”的形式总爆发。

杨骏被杀后，陆机赶紧改头换面，转投“权势愈盛，宾客盈门”的贾皇后外甥贾谧，名列贾谧“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后随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担任吴国郎中令，转任尚书中兵郎、殿中郎、著作郎等职。

元康九年（299），贾皇后杀掉非己所生的太子，太傅赵王司马伦随之铲除贾皇后、贾谧等，夺取朝廷大权。陆机因提前改换门庭，参与谋划对付贾谧有功，晋升相国参军，赐爵关内侯。

司马伦辅政后贪心不足，竟要篡位称帝，遂让陆机改任中书郎，筹备重要文件材料。司马伦在皇位上坐了不到四个月，成都王司马颖、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三王就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伦兵败退位被赐死后，司马冏怀疑陆机参与起草了禅位诏书，是司马伦逆臣集团的核心成员，遂将其打入廷尉大牢，准备治罪处死。幸亏司马颖、司马晏多方营救，陆机才躲过一死，流放边疆，不久就因天下大赦，免除一切处罚。

随着“八王之乱”愈演愈烈，顾荣等北上士人纷纷重返江南避祸，他们亦劝陆机一起过江。可陆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认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自信身负大才，有责任更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就坚持留下。尽管他在司马伦事件中险遭杀身之祸，但也由此认定“推功不居，劳谦下士”且对其有救命之恩的司马颖是能兴复晋室、平定祸乱的天选之人，“遂委身焉”，出任司马颖大将军府参谋军事，并受其举荐为平原（今天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一带）内史，后世由此称其为“陆平原”。

忧谗畏讥 含冤被杀

就当时情形而言，陆机做出加入司马颖阵营的站队抉择，确实是一次相对正确的政治投机。当时司马颖风头正劲，声誉如日中天，大有收拾残局、重整河山之势。司马颖有意整合各方势力勠力同心，共襄大业。江南士人政治背景较为干净，和北方大族在婚姻和仕途上都没有太多的瓜葛牵连，使用起来相对较为顺手，是司马颖的重要招揽对象。经由陆机推荐，司马颖连续将陆机弟弟陆云、陆耽，南人孙惠、孙拯等招入幕府。这样，在司马颖身边，形成了一个以陆机为首的江南集团，这是陆机北上之后在仕途上的重大突破。

司马颖虽封成都王，却长期镇守邺城（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一带），其政治基本盘是河北集团。当年和陆机同为“金谷二十四友”的王粹、牵秀，宦官孟玖，和陆机有过节的名士卢志都属于这一集团。这些人都在司马颖帐下官居要职，卢志为左长史，王粹任北中郎将，牵秀拜冠军将军，孟玖更是司马颖贴身心腹。河北集团以卢志为智囊，孟玖为核心，曾辅佐司马颖南征北战，坐稳河北地盘。但保守性较强，只想割据河北一隅，不愿意参与全国纷争。在这种态势下，志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司马颖，将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了陆机的江南集团身上。

太安二年（303），司马颖起兵讨伐总揽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长沙王司马乂，任命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统帅王粹、牵秀等人所部二十万进攻洛阳。司马颖的这一任命表明了对陆机的信任重用，但也把他架在了火炉上。毕竟司马颖阵营以河北集团为主体，如今却让江南集团的代表陆机统帅诸军，自然引人侧目，北人定然多有不满。

陆机对自己所处的危局心知肚明，自感不能服众，就有意辞让都督，司马颖不许。孙惠劝陆机不妨把都督让与王粹，陆机怕司马颖猜疑自己首鼠两端，不肯卖力，遂决意赴洛阳一战。

临行前，司马颖许诺陆机：若拿下洛阳，就任用他辅理朝政并进爵为郡公。陆机拿齐桓公信用管仲终成大业，燕惠王疑心乐毅功败垂成的例子，暗示司马颖不要听信小人之言，保持对自己的绝对信任。可卢志拿这句话做起了文章，他“心害机宠”，嫉妒陆机受宠，更不愿看到陆机拿下洛阳后，江南集团与河北集团平分秋色甚至主导朝局，就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自诩管仲、乐毅等辅国能臣，将司马颖比作燕惠王之类的昏君庸主。司马颖“默然”不语，虽未罢免陆机都督之职，但已有不快之意。

陆机听闻此事，知道已被小人离间，内心忧愤怨懑。进军路上，他听闻军中号角连营，对司马孙掾说，“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鸣也”。此时陆机已萌生退意，可惜已经无法回头，亦无路可退。

大战在即，孟玖的弟弟孟超公然跳出来，挑战陆机的领导指挥权。孟超“领万人为小督”，放纵手下大肆抢掠骚扰战区百姓，陆机抓住为首的几个士兵，准备军法处置。谁料孟超竟然带数百骑兵舞枪弄棒硬闯都督营帐，不但着陆机的面把人犯抢走，还公然谩骂陆机，“貉奴，能作督不”，你这个南蛮子有什么资格当都督，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威信扫地，下不来台。“貉奴”是北人对南人的蔑称，和当初陆机称左思为“伧父”有的一比。

司马孙拯劝陆机剁掉孟超的脑袋，斩将祭旗立威，陆机“不能用”。孟超却在军中四处散布谣言，诬陷陆机要谋反，还写信给孟玖，“言机持两端，故军不速决”。

洛阳一战，孟超为争功轻敌冒进而死，导致全军大败而归。但陆机很快稳住阵脚，逆转战局，包围宫城，胜利曙光在望。谁料孟玖把弟弟的死算在陆机头上，就联合牵秀等其他将领诬陷陆机“有二心于长沙”。

司马颖大怒，下令牵秀带队收捕陆机。关键时刻，参军事王彰点名事情真相，“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认为这是一场北人尤其是以卢志、孟玖为代表的河北集团对南人的政治清洗。司马颖应该明白其中曲折隐情，但仍执意“不从”。司马颖明白，这是北人在逼他做政治表态，是要北人还是要南人。毕竟司马颖的基本盘是北人和河北集团，在政治利害面前，他只有舍弃陆机与江南集团。

陆机得知牵秀到来，明白了一切，脱下戎装，换上白色丧服。临刑之前，陆机再次想起华亭天空中的声声鹤唳，长叹一声，“华亭鹤唳，可复闻乎”。遂从容就死，时年四十三岁。当天大雾弥天，大风拔木，大雪数尺，天下人尽说是陆机之冤，感天动地。弟弟陆云、陆耽，儿子陆蔚、陆夏也先后受株连而死，陆机复兴祖业的丰满理想，就这么逆转成全族覆灭的骨干现实。

据东晋葛洪《抱朴子》记载，陆机临终之时还曾有言：“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陆机怀抱文章大才，兼有华亭山水，鹤唳声声，足以归隐临泉，立言不朽，从容一生。可惜华亭空谷人不归，鹤唳清声难再闻。人生无法重来的陆机，只有带着立言作书的念想，华亭鹤唳的怀想，魂飞他乡，命丧北土，悔不当初，抱恨当下。

悔不当初的不止陆机，还有司马皇族和北方士族。陆机所处的时代，江南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日益成为华夏文明新的增长极。而西晋又面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带来的国防威胁，迫切需要团结同文同种的江南士人，共同抵御外敌巩固统一。但严峻的形势并没有成功倒逼西晋朝廷的政策转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北方官宦仍然弃南人如敝履，拒绝向他们开放政权，吸纳他们共商国是共克时艰。陆机之死，意味着司马颖调和南北士人矛盾，和衷共济共同对抗乱华“五胡”努力的失败。西晋高门大族统治集团既然不能接纳江南士人的诚心相助，只能被迫独自承受胡族铁骑的蹂躏，吞下中原沦丧的苦果。

幸运的是，尽管陆机、顾荣等江南士人的北上求仕之路没有走通，陆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历史并非一无所获，这是秦汉以来，江南士人第一次集体登上中央朝廷的政治舞台。黄河流域的北方士人第一次面对生活环境、学术旨趣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南方精英，长江两岸的南方士人群体也第一次设身处地的对北方的人文风物、典章制度产生了强烈震撼。

南北方人士在相互碰撞中激起层层涟漪，反思自身所短，吸收对方之长。面对“五胡”内进，西晋即将土崩瓦解的严峻现实，双方终于携起手来，以顾荣为代表的由北南归士人断然放弃再次割据偏安江南的念头，接纳大批北方衣冠士族南渡，扶助司马睿、王导顺利立足江东，建立东晋，进而凭借长江天险，保存华夏文明火种于江南。虽数次面临胡骑饮马长江的生死存亡，国运不绝如缕，但终能化险为夷薪火相传，最终和留守北方的汉人一起再造新生的隋唐大一统盛世。

大唐贞观年间，朝廷开修《晋书》，太宗皇帝李世民亲自为陆机写下赞语史论，极力赞誉其“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的冠世文才，高度肯定他“廊庙蕴才，瑚琏标器”的政治才能。这一御制盖棺定论，陆机倘若泉下有知，当能含笑华亭山水，欣闻鹤唳长鸣。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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