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熟“外贸村”假货调查:只在晚上营业,万元大牌百元兜售

  来源:新京报赵敏20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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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每天傍晚五点到七点,是外贸村的营业时间。为了躲避工商部门的严查,店主们只拉开半扇卷帘门,线上下单、晚上运货,一场“假货”狂欢悄悄进行

每天傍晚五点到七点,是外贸村的营业时间。

两个小时内,聚集在江苏省常熟市莫城街道的两千多家服装档口,运出成千上万件“大牌”服装。Nike、Adidas、Prada(普拉达)等“大牌”被塞进黑色包装袋,交给等在门口的微商、网店老板和实体店主。

随后,这些三标齐全,价格不到正品价十分之一的假货,被发往全国各地。

为了躲避工商部门的严查,店主们只拉开半扇卷帘门,线上下单、晚上运货,一场“假货”狂欢悄悄进行。

晚上营业的外贸村

多家服装档口售卖“假大牌”

外贸村的街道,被两千多家服装店包裹着。

一条约500米长的马路穿村而过,路南女装店扎堆,路北则是男装的聚集地。这里多是独栋楼房,除了一楼门面,逼仄的巷道里也都开着服装店。一个独栋,可以挤进十多家服装档口。

外贸村坐落在常熟市莫城街道,由周边几个村子组成。这里原是当地的外贸服饰集散中心,因为热销外贸服装,流传出“外贸村”的叫法。

村西的一扇墙上,挂着“外贸村欢迎您”和“服装海洋,外贸一级货源基地”的标语。然而近几年,外贸村却因热销“大牌假货”而闻名,也曾多次被媒体曝光。

即使当地监管部门不断打击,但外贸村的假货市场仍然猖獗。一名服装店老板向新京报记者透露,为了躲避检查,如今外贸村的假货档口都改成“晚上营业”。

2020年11月上旬,新京报记者在外贸村走访发现,这里聚集着两千多家服装店,然而白天的外贸村却行人寥寥、店门紧闭。“这里在白天就是一座死城。”一名做服装生意的女士描述说,白天不开门的店铺,都在做“假货”。

一家睡衣店老板王秋说,两三年前,这里的营业时间还是早九晚五,“现在正好反过来了,因为以前不怎么查假货,现在查得严。”

白天关门、晚上营业的外贸村。 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傍晚五点之后,外贸村变得热闹起来。

这是另一番景象。不足两米宽的街道上挤满运货的三轮车和摩托车,行人只能挨着店门口的台阶上走过,喇叭声和人的呼喊声混在一起。

这里的店铺和正常的服装店不一样。有的档口只挂出两三排衣服当作样品,更多的服装店甚至没有衣服,只有一堆堆打包好的黑塑料袋,上面贴着号码或顾客的昵称。

这些店铺的服装都是“大牌”,少则几十元一件,贵的几百元一件。除了Nike、Adidas等运动品牌,还有Canada Goose(加拿大鹅)、Burberry(博柏利)等高端甚至奢侈品牌,应有尽有。

新京报记者在外贸村调查多日,随机走访了数十家服装档口发现,这些店均在售卖“假大牌”。多位店主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外贸村绝大部分店铺都在做假货生意,粗略估计,规模已经超过两千家。

外贸村服装档口的“假大牌”。 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逼真”的假货

“卖给微商、网店、实体店,跟正品比克数都一样”

假货,是外贸村公开的秘密。档口老板们也不避讳,还会向顾客介绍自己家的货有多“逼真”。

肖佳在桑园新村有一间服装档口,他店里挂着Champion(冠军)、Nike、Adidas等运动品牌。“我们是1:1做的,能仿到什么级别,就仿到什么级别。不拿真品来比较,看不出来是假的。”

高朗的店在范家巷北村,她店里的衣服多为大牌女装。“贴上拉夏贝尔的标,就是拉夏贝尔的。”交谈中,她从柜台的角落里掏出一个黑袋子,拿出一件带着标签、吊牌的FILA(斐乐)卫衣,一件80元。“跟正品比,连克数都一样,我们都当正品卖的。”

在外贸村,同一个品牌的假货,也会因为质量好坏产生价格差异。

新京报记者在一家主营Canada Goose(加拿大鹅)羽绒服的店里看到,外观一样的三件羽绒服,却标注着650元、550元、245元三个价格。老板称,每款的充绒量、面料和工艺不一样,“650元价位的可以达到跟真品差不多的程度。”

不同质量的衣服,会被档口老板区别开来,分别卖给网店、实体店和微商。

上述羽绒服店老板表示:“便宜货网店做得比较多,质量好的要放在实体店卖。”河南的一家实体店从他家拿550元每件的羽绒服回去,在当地能卖上1000元以上的价格。

韩卫的档口主卖运动品牌的假货,实体店是他的大客户。韩卫称,自己的货主要销往实体店,比如一些品牌折扣店。“(实体店卖假货)要看当地能不能搞,具体怎么卖,实体店自己处理。”

某档口微商相册页面展示的“大牌”。 手机截图

一条龙生意

万元大牌百元拿货,1元定制大牌三标

大牌、低价,是外贸村假货市场最大的诱惑。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这些所谓的“大牌”服装原是没有任何标签的三无产品,档口为了打开销路,还会为顾客提供定制“三标”的一条龙服务。

所谓三标,就是品牌标、洗水标,以及写着厂家信息和价格的合格证吊牌。在外贸村,挂上标牌后,一件官方售价近万元的品牌卫衣,200元就能拿货,甚至还配有专柜手提袋。

临近双十一,一家档口老板告诉记者,他们家三、四个员工,每天配货就要两三个小时,“很多客户是大网店,一次拿货就是大几千件。”

高朗家的店里挂着几件没有标签的大衣。向顾客介绍时,她称每一件都是网红款、明星同款,高朗说,这样挂一天也没人管,但安上牌子“就有风险”。但在高朗的微商相册中,依然将品牌“拉夏贝尔”、“Only”等写在介绍中。她表示,现在查得严,店里不挂标,但如果顾客需要可以定做。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桑园新村的一条街道上,聚集着十几家做服装辅料的店铺。11月13日,一名店主告诉新京报记者,双十一前后工商查得紧,不敢做品牌标,“之前,这里很多家店都是做牌子标的。”

他介绍记者去往一公里外的商海路,一处聚集着二十多家辅料店的街道。记者随机走进一家辅料店,店老板报价,“品牌标5000个起做,每个一毛到一毛五。最好是能有正品的标拿来,我们仿着做肯定给你能做到一模一样。”

商海路附近的小商品市场也是服装辅料店的聚集区。一家沿街店铺的老板娘拿出一袋Champion(冠军)的织标,称“要的话可以直接拿走”。她随后又取出一本带有不同品牌的全套印标的样品册,包括Adidas、Puma(彪马)、Dickies(迪凯斯)、New Balance(新百伦)、Nike等品牌。“一套完整的领标、水洗标、吊牌,1块钱左右。”

店家展示可定制的“品牌标”。 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隐秘的交易

线上微信下单,线下黑袋子运货

面对猖獗的假货产业链,常熟市监管部门也对外贸村开展了愈发严厉的“打假”。

公开报道显示,至少从2016年开始,常熟市执法部门就开始查处外贸村的假货。2017年,常熟市先后出警100余人次,捣毁8个制售假仓储窝点,当场查获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运动品牌,假冒巴宝莉、范思哲、普拉达等奢侈品牌服饰、箱包、手表等饰品累计10万余件,涉案总金额2000余万元。

2019年8月,常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对常熟服装城区域生产、仓储、销售等环节开展全链条执法整治行动。执法人员表示,随着执法行动的深入开展,明目张胆在店铺内销售假冒名牌服装的现象已基本杜绝。但不法商家的销售方式转战为网络化的销售模式,生产、仓储窝点也更加隐蔽分散。

在日渐严厉的打击下,外贸村的假货店主把交易变得更加隐秘。

即使在晚上营业时,有些服装店的卷帘门也只拉起三分之一。多名店家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这里都是卖假货的,工商部门查得严,店门不敢全开。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在外贸村,“扫码”是最通用的揽客手段。档口老板不敢在店内摆上假货,于是都在门口挂上微信号和微商相册app的二维码,客人扫码就能看到店家上传的产品信息和照片,然后挑选订货。

晚上外贸村开始营业的时候,就会有人拿着手机找人“扫码”,每有一个人扫码,他们就能从店家拿到两块钱的奖励。甚至连路边的小吃摊,也推出扫码送烤肠、玉米的生意。

一名档口老板称,为了躲检查,这里的货主已经很有“默契”。他们都会要求客户在三点前下单,当天拿货。店家提前在仓库打包配货,再把货带到在外贸村的店里。外贸村的各个档口在市场上承担的角色不一,有的档口自家有工厂,在卖货的同时供货给其他的档口。“工商抓是要人货俱全的,我下午去拿货,晚上都发走了,这咋查。”

夜幕降临的时候,外贸村狭窄的街道和巷子依旧挤满了拿货的人。他们在门口喊一声号码,接上档口老板扔出的黑袋子,迅速装车运走。属于他们的时间,只有晚上的两个小时。

外贸村里等待拿货的商贩。 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屡禁不止的“黑产”

一年捣毁窝点70多个,商贩入驻商场“洗白”

今年年初,常熟市开展了一次更强力度的打假行动。据当地通报,常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立案侦办侵犯知识产权案件56起,涉案总金额高达1.8亿元,捣毁假冒窝点7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7名,缴获侵权假冒物品23万余件。

但外贸村的假货产业并没有应声而止。一名档口老板透露,除了外贸村的商贩,还有不少人把假货生意做到了附近的正规服装城,“洗白”成为正品商。

11月初,新京报记者在上述商场走访发现,不少档口也在售卖各式各样的“大牌服装”。

两年前,刘芳和很多店主一起,从桑园新村退了出来,在世界服装中心四楼租下一间档口,成为正品商。然而在她的微信相册里,展示了21922件商品,包括Moncler(盟可睐)、Descent(迪桑特)、Burberry(博柏利)等大牌。她也在外贸村拿货,范家巷北村的停车场里一辆写着店名的三轮车成了他们每天放货的“档口”。

在外贸村做了多年“假大牌”的赵强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他坦言,这几年,有人担心被查搬去商场,但也有很多人不断涌进外贸村,为了挣钱,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外贸村的街道。 新京报记者赵敏 摄

针对外贸村的假货市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熊超表示,大牌假货的制售涉及侵犯品牌的知识产权和商标权,制假售假方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或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熊超律师称,即使法律上的处罚力度大,但在现实中,品牌方维权存在困难。“一般的品牌能力有限,不是每一次侵权行为都能发现并去维权。”

近日,新京报记者就假货问题咨询耐克、阿迪达斯、The North Face(北面)的官方热线,三个品牌均表示没有专门的假货投诉渠道,只处理本品牌官方平台售出的货品,建议买到假货的消费者拨打3·15投诉电话进行维权。

(编辑:鸣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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