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烛光照青春

记得那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日子，我在浙江省浦江县平湖区公所工作。因为离家有百里之遥。每回一趟家，得转车、再走十几里路，因而就很少回家。在区公所的日子，白天下乡进村工作，晚上别的干部回家了，我就留守着。好在区公所大院还有公安派出所、林业站值班的人，有时我就和派出所、林业站的人一起去治安巡逻，参加一些禁赌和治安纠纷的查证工作，因而也就知道了一些新闻素材。回到宿舍，我就将这些素材写成新闻报道，向县广播站、省报和市报投稿。广播里、报纸上时常会播报、刊出我的新闻，也时常有稿费单寄来。这样的基层工作、这样的晚上时光，我就这样爱好着、充实着、愉悦着，扑克、麻将就难以成为我的盟友了。

1988年，我在县广播站就播出了一百二十多篇新闻，那个时候，一篇标题新闻一元稿费、一条简讯是五毛，全年稿费也有一百多元；年底还被评为优秀通讯员。都说写报道是名利双收，因为会写而得到提拔重用的“笔杆子”也很多，可为什么写的人还是很少呢？这个问题我至今还纳闷：谁说大学生不会写，读书时每周都有作文课，语文考试每次都有作文题，而且作文分的比例还很高，可是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真正拿起笔写文章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一天晚饭后，我正在宿舍里写稿，远远的就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忙停下手中的笔，跑出宿舍，同事说有人找我。来人自报家门：“我叫吴重生，在大溪乡政府工作。”我在平湖区无亲无友，像这样有人来找我的还是第一次，我一时有些尴尬。好在吴重生马上就说：“你写报道那么多，经常在广播里、报纸上听到看到，我也是写报道的，今天是搭顺风车特意来看看你的。”我把他引进三楼的宿舍，两个年轻人就这样交流起写报道的事情来，俨然久别重逢的好友。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当我去拉灯时，才发现停电了。那年月，停电是常有的事，特别是春夏和秋冬农忙季节。因此宿舍里都备有蜡烛，我点上一支蜡烛，感觉不够亮，又点上一支，霎时宿舍里便有了一份别样的温馨。烛光下，两个年轻人说山里山外的新闻，谈新闻的写作，聊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自然而然的就说到了文学，说起了今后的人生。

说话间，吴重生还多次拿起我的那本剪报，那是我在报刊发表的“豆腐块”，从一句话新闻的“豆腐条”开始，一页一页的翻过，豆腐块也慢慢的变大了；吴重生还说起他第一次看到我名字的情景：平湖区怎么出了一个会写的人？我就向他说出了我之所以要写的原因。

也不知聊了多久，有人来叫他了，吴重生说他得走了，而且是说走就走的那种。我有些不过瘾、有些依依不舍，说句实话，参加工作近两年来，还没有人这样的和我聊这么多、这么久、这么深，这么透。吴重生虽然比我年轻，但他的见识之广让我刮目相看。吴重生说：“我是坐他们的车特意来看你的，他们走了，我也得走了。”他边走边说：“大溪乡就在城南，你到城里来可以到我那里来坐坐。”我急忙回走几步，拿起一只蜡烛，照亮楼梯口的台阶。只见院子里停着一辆小货车，黑夜里雪白的两束光指引着我们向车走去。

又是一阵告别，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在山村的一个停电的夜晚，烛光下谈新闻谈文学谈未来的两个小青年，依依惜别在写作的星空下……

因为出生在山里又工作在山里的原因，我的性格总的来说趋于内向、不善交际，因而有几次到城里出差的机会，办完事了就急着往回赶，没有去吴重生工作的大溪乡看看他。现在想想其实回单位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去大溪乡看看吴重生又怎么样呢！就是在山外住一晚又怎么样呢！可是，那时的我就是这样，感觉只有回去了心里才踏实。

就在那年的春节前，我被县城的一个单位看中，把我调了出来。很多人都向我表示祝贺，在他们看来，能调到城里工作是山里人梦寐以求的，他们用羡慕的目光说我会写，就是因为会写才被调出来的。可我并没有什么兴奋和激动，到哪里都是工作啊！

到新单位后，领导就安排我到办公室工作，专门写什么工作信息、工作总结、领导讲话、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之类的。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对领导讲话、理论文章之类的还没有多少概念，但既然来了，就得虚心接受、担当作为。

新单位在县政府里面，之前虽开会去过几次，但能到县政府里面工作，还确实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机关后勤给我安排了一间木结构的老房子算是宿舍，里面什么也没有，在县政府开车的小叔就想办法搞来了一张旧的单人床和一张旧桌子，加上山里带来的被铺和一箱书，城里就有了我可以住的地方了。父亲知道后，比我还激动，在很短的时间里，为我赶做一张小方桌和四根小方凳，用三轮车载到城北的农贸市场后，就用他宽厚的肩膀背到我的宿舍，一下子使宿舍充实了起来，有点像家的感觉了。

县政府大院里单位多人多，一日三餐食堂里挤满了人。我没有几个熟悉的，吃完饭不是到单位上班，就在宿舍里；不是看单位的业务书，就是写各种材料；会议也多了起来，竟然还有到市里、省里参加的会议，这让我感觉到了在山里乡下工作全然不一样的环境。

如果说在山里工作仅仅是新闻、豆腐块的话，那么到新单位上班后，我写的主要是内部信息、是和工作紧密相关的各种材料，偶尔也写几篇可以公开报道的新闻或者通讯，但篇幅就不是豆腐块那么的简单了。

这当中，吴重生对新闻的敏感性和对工作的敬业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常对我说：新闻时效性很强，我们要善于捕捉善于发现，要在第一时间把它写出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吴重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时的《浦江报》《金华日报》《金华晚报》等上面几乎三天两头都可以看到他写的新闻。受他的影响，我也努力做好单位的信息和宣传报道工作。那时人们把写作称为“爬格子”。一个“爬”字，形象地描述了写作者的辛苦和不易，但吴重生不以为苦，乐此不疲。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召着我。

到第二年底，单位的信息工作被评为县市先进，我的名气一下子就在机关里响了起来。但我没有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之中，感觉一切努力都是那么的应该，也从来不感觉熬夜写材料有什么辛苦。一份工作、一份工资，在县城有一个住处，一切就这么简单；成绩带来的喜悦就是我的快乐和幸福。

在春暖花开的一个下午，吴重生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兴致勃勃的、风尘仆仆的样子。寒喧过后，他说：“跟我走，今晚到我家吃晚饭。”

到家里吃晚饭，这份情，一时竟让我受宠若惊。在城里工作一年多，除了到小叔家吃过几次外，还没有人请过我，有请的也是几个同学或朋友到当时的浦江后街，炒几个小菜，几瓶啤酒，或吃老太婆拉拉面、那种灌汤的小笼包子、浦江麦饼，还有就是入冬后才有的牛清汤了。窄窄的街面、小小的店铺，有些分乱嘈杂的环境、熙熙攘攘的人流，可我们依然吃得幸福满满、喝得快乐多多。如今在冠冕堂皇的场馆里就餐，还感觉吃无味、食难欢。两厢一比，就比出了不同时代的精神生活和追求。

因而，至今我还念念不忘到吴重生家里的那顿晚饭，南山脚下，黄泥房里，几个朋友，几盅黄酒，吴重生的父母乐呵呵地张罗着。黄泥房旁边有水塘，水塘旁边雪白的梨花盛开，水塘对岸的空地上有几株高大的香樟树。那一晚，几个小年轻不仅吃出了灿烂的情感、更是喝出了澎湃的诗篇。

在几个朋友当中，吴重生酒量最小，但他激情四射，不但文笔佳，口才也出奇地好。朋友们一起聚会，很容易受到他的感染。在认识他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他对现实社会的洞察力和建立在这种洞察力基础上的表现力。新闻已是他的家常便饭，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空前的释放，尤其是在诗歌创作上体现出游刃有余的姿态。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对诗歌还没有多少概念，但吴重生那种由新闻的敏感度转向诗歌创作的跳跃性思维，大大地刺激了我，除了认真学习他的作品外，我也悄悄地尝试诗歌的创作。

不久，吴重生就因成绩突出到市里的《金华日报》去工作了。再不久，吴重生又到省里的《浙江日报》赴任了。几年后，吴重生荣升到京城的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高就了。

吴重生一步步高升，我都在心里默默地高兴着、祝福着，努力在自己可以把握的写作方面多创作品，也算取得了一些成果。从一个小小的科员到中层，从中层正职到乡镇副书记，再到“八品芝麻官”，二十几年时间，从乡镇到县府机关实现两个轮回。

2009年，也许是因为会写两下的原因吧，组织安排我到县文联工作。不同的是，吴重生是从县城到京城的高升，我是原地踏步。但环境的变化、职务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的感情，金华、杭州、北京，我都去拜会过他，他还是和在浦江时一样初心不改、热情大方。

记得那是2012年的秋天，浦江县文联副主席方钢军到北京李可染基金会举办个人书法展。我作为主席既要去祝贺他，更要为展览的成功举办去努力。我就先电话联系在北京工作的文友吴重生，向他请教关于展览的一些事宜；到北京后又联系他，要他在宣传上尽力。那几天，吴重生成了老乡中最忙碌的一位，不仅为宣传做策划写稿子，开幕式那天还请来了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我夫人当时任驻京办主任，也凭着多年在京工作的人脉资源，联系了许多在京乡贤从四面八方赶来捧场。加上李可染基金会的运作，使得这次展览达到一个预先未曾想到的高度。当然这也让我的主持经受了一次大考：一个县级文联主席到京城主持有部级官员和众多大咖参加的一个书法艺术展览会的大考。

没想到这次成功的主持给吴重生也给我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事后，吴重生悄悄地对我说：“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中国画学会联合创办了一本《中国画学刊》，需要招聘一位副主编你愿不愿意来？如果愿意，我可向领导推荐。”我不假思索地说：好啊！与其拒绝老朋友的热情还不如干脆的答应，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事竟成了可能。

我佩服吴重生做事的认真是早在他离开浦江到金华工作后就有的，后来随着他一步步的高升，越来越佩服他的能力。在此我不必赘述，读者只需翻看他先后出版的《吴重生笔下的人物》《倾听传媒的声音》《你是一束年轻的光》《捕星录》《捕云录》等书就可知晓。此后不久，吴重生竟然邀请中国新闻出版集团总经理来到浦江；我也再次到北京。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吴重生给为我创造了到北京工作的机会，一切就等我的决定。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对吴重生这样的朋友加兄弟，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谁不想有这样的机会啊？谁不想到京城工作啊？

从北京回来，我向县里主要领导报告了此事。真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原以为老婆在北京工作可以解决两地分居，到北京工作了可以为家乡做写有益的事，没想到领导思路和我的不在同一频道，好歹就是不同意我的报告。

没办法，自己的好事只能作罢，但也不能白白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向好友吴重生说了我的想法。吴重生在一番感叹之后，也接受了我的建议：推荐一位和我同年的也是吴重生好友美术家去担任此职。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后，这位好友终于成行。

三十多年过去，至今我都念念不忘那一夜的烛光。正是那一夜的烛光，照出了我和吴重生之间的友谊，照引了我们的青春之路。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那一夜烛光下两个年轻人倾心交谈的情景。人们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相信，那一夜的烛光还会继续照亮我前行的路。（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浦江县政协副秘书长）

编辑：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