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期档，《长安三万里》热映。影片不仅展现了唐朝诗人李白、高适和杜甫的风采，还精心描画出唐代街巷坊肆的日常景象：在长安，高适与杜甫结识，于宴乐之上邂逅王维等文学大咖；在武汉，高适和李白两次造访黄鹤楼，描绘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景象。

 树立保护意识，复现古城风貌

 时光荏苒，1000余年后，长安已是“西安”，城市布局与唐代相比有了很多变化。近代以降，这座城市的唐风并不浓郁，直至2010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成，西安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复现古都风貌的独特路径：长安西市遗址上修建的大唐西市博物馆于原址“就地展示”，对汉唐城市遗址修葺则“修旧如旧”。6个仿唐街区复现“丹柱素壁”的建筑外表，商铺林立，游客熙攘，一派浓郁烟火气，一如今人对古代长安繁华街市的想象。

 严格说来，历史文化名城难以真正“复原”。城市不是西伯利亚荒原上偶然发现的猛犸象遗体，能在冰冻岁月中保持原貌。一座城市的社会生活如流水般奔腾不息，后人很难分辨汉代长安、唐代长安与宋元“长安”之间的区别。同时，即便古代城市规划设计明确，现有证据仍不足以完整复原整座城市。比如，初至京城便明白“长安居不易”的白居易，年近五旬终于在长安新昌坊有了住宅。对此，诗人并未吝惜笔墨，但我们仅能从诗中依稀得知他住在新昌坊东边：“最近东头是白家”（《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且宅前有松：“但有双松当砌下”（《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更多信息则无从知晓。

 那么，如何在历史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复现一座古代城市呢？答案早已不是秘密：如同棋局对弈，步步为营，古代城市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至今。理论上，我们可以立足此时此地，从现状倒推出一座城市最初的样貌。以西安为例，在时光长河中逆流而上，观察明清西安府城墙的营建，欣赏元初马可·波罗赞美的“城甚壮丽”，了解北宋吕大忠始建碑林的动机，感受盛唐帝都的万千气象，直到见证隋文帝营造大兴城的那一刻。

 古城一如西安，是历史层累的鲜活见证，树立保护意识至关重要。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发展对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产生过负面影响，无论是1882年通过《古迹保护法》的英国，还是1949年建立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的美国，各国有影响力的制度性保护措施的出台都颇为晚近。由于保护意识的缺失，对建筑遗产过度拆除一度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通病。对城市而言，免于被破坏、被毁弃是最低标准，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加强修复，将建筑遗产的时钟调到恰当时刻，然后才能倒推城市发展的历史足迹。

 只有以保护意识为基础，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建设城市的当代部分、保护修复历史文化部分，令城市的“旧”与“新”如地层剖面般清晰可见。于是，西安、巴黎、罗马、雅典成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置身其中的我们在感受当代生活气息的同时，也能够看到一座古城过去的模样。

 合理利用古迹，让历史活在当下

 借助沙盘模型，微缩再现古代城市，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城市的空间组织原则。例如，走进前门东大街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我们能看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规划模型之一——北京城市规划模型，在声光电技术配合演示下，这座面积达302平方米的模型与周边1000平方米的正射影像交相辉映，犹如鸟瞰北京，目光自然不再局限于每座住宅，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复原了昔日的城市建筑功能。

 借助新媒体技术，人们还可以在遗址上直观感受古今之别。比如，意大利罗马的戴克里先浴场曾是古罗马帝国时期最大的浴场之一，今天的浴池虽已干涸，但建筑遗址中依然播放着当时的洗浴场景，古代罗马人的日常生活因而得以重构。

 活化利用历史遗址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在法国阿尔勒和意大利维罗纳，当地政府对古罗马时期的圆形剧场加以修葺，令古迹变为演出场地，时尚的当代娱乐和古老的城市空间直接对话：梵·高画笔下的阿尔勒竞技场依然在举办斗牛表演，英国流行歌手阿黛尔曾在维罗纳古老的圆形竞技场举办演唱会。不同于近代镜框式舞台，这些圆形剧场消除舞台和观众间的隔阂，声浪和视线更易汇聚到椭圆形舞台之上，而环绕舞台、座无虚席的观众本身就复现了古罗马时代的演出场景。

 一座城市的古今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城市的历史也不总是博物馆玻璃柜中的展品。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公园、罗马市中心和帕拉蒂尼山丘上古典时期皇宫花园中怒放摇曳的花草，都在提示我们：合理利用古迹，让历史活在当下。唯如此，古老城市的生命才能在当代城市的肌理中延续发展。

 借助考古与科技，还原烟火日常

 《长安三万里》重现了唐朝生活的流彩断章，若想真实复现唐代长安人家的烟火日常，我们还需借力考古发现。例如，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曾发掘出土一系列稚态可掬的唐代随葬俑。

 随葬俑由各种材料复合制成，将捻成“手臂”的纸卷展平，竟是写过字的纸片，其中一张记录了7世纪下半叶唐代长安城中一座当铺的交易。抵押物品多为日常用物，比如衣服，有些甚至写明具体式样，如“紫红小缬夹裙”“蓝小绫夹裙”等。通过这些纸片上的文字，我们得知曾有一位女子名为“刘娘”，家住长安城最南端的延兴门外，“何七娘”则住在新昌坊的观音寺后巷。这一考古发现为今人提供了古代生活的直接证据，不仅见“物”，而且见“人”：染布工、发簪工匠、织娘、绣女，为了生计，走进当铺，留驻在账册中，复现出唐代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角。

 人、物、事凝结于历史空间，纤毫毕现地展示出唐代生活的纹理。设若再阅读以《李娃传》为代表的唐传奇，辅以文学视角，小说中公子落难“质衣于肆”——那当铺里典当衣服的场景，也更加活灵活现起来。在传世的诗书器物之外，是平凡的生活本身织就文明的锦绣斑斓。

 在当代描画古城的模样，科技与文化的结合带来新的路径。2022年，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空间与媒体组采用新的思路：由人工智能在事实与想象之间搭建桥梁，通过分析已有的和不断发现的古代城市信息，计算并建构出想象中的“长安”。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勾勒出的也许不是“那一个真实的长安”，但可以无穷趋近“今人所能理解的长安”。

 树立保护意识，合理利用古迹，我们更好地让历史活在当下；借助考古与科技，我们进一步还原古人的烟火日常。那么，我们究竟为何要在当代描画古城的模样？因为它可以让我们通过生动鲜活的案例，更加切实地感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立足当下，回望历史，为的是丰富今人对古代的认识，更多维度地理解城市发展繁荣的规律，以期在传承接续中创造更加可期的城市未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23年08月16日 17 版）

编辑: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