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弁论诗，以“体物”作为其诗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以笔者的理解，朱氏所说的“体物”，抛开使事用典的“古人畦径”，直接从客观对象中获得诗的感兴与体验，准确生动地刻画出对象的特征，并且传达出自然造化的生命律动。如《诗话》中说：“诗人体物之语多矣，而未有指一物为题而作诗者。晋、宋以来始命操觚，而赋咏兴焉，皆仿诗人体物之语，不务以故实相夸也。梁庾肩吾《应教咏胡床》云‘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是也。至唐杜甫咏蒹葭云：‘体弱春苗早，从长夜露多。’则亦未始求故实也。如其他咏薤云：‘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黄粱》云：‘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则于体物之外又有影写之功矣。予与晁叔用论，此叔用曰‘陈无己尝举老杜咏子规云：‘渺渺春风见，萧萧夜色栖。客怀那见此，故作傍人低。’如此等语，盖不从古人笔墨畦径中来，其所熔裁，殆别有造化也。又恶用故实为哉！”（《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朱弁所举之例，都是以自然物象为描写对象的佳作，而都是出自诗人的独特审美体验，而非求之于故实。“体物”的命题，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陆机的文论经典《文赋》，其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张少康《文赋集释》）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诗缘情”的美学内涵，以至于成为在诗学史上与“诗言志”并行的诗歌基本创作理念。“体物”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实际上，“体物”作为诗学命题，包蕴了中国文学在创作方法上向刻画事物形象的方面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中国美学意象范畴发展的重要基础。现有的意象研究，恰恰是忽略了“体物”对意象范畴走向深化的深刻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陆机《文赋》在其自序中所表述的：“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张少康《文赋集释》）《文赋序》中所言，既说明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同时也提出了重要的理论问题。“物——意——文”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是文学创作中意象创造的根本问题。“体物”与“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或者可以说，赋是以“体物”为其基本方法的。作为艺术手法的赋，其含义主要是以铺陈描摹，而后来作为文体的赋，也是要对客观对象进行穷形尽相的铺陈描摹。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在同篇的赞语中，刘勰又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把赋的“体物”作为美学特征加以概括。朱弁所提出的“体物”，其基本方法是“不求故实”的描摹对象的特征，在此之上，“又有影写之功”。从作者所举之例可以分析出，所谓“影写之功”，是在摹写对象特征的同时，进入了意象创造的层次。

“体物”的创作手法，不惟是描摹对象的表层形象与特征，更应摄写描写对象的内在神韵。在《风月堂诗话》中，作者表达了这种观念，他说：“晁察院季一，名贯之，清修善吐论。客言东坡尝自咏《海棠》诗，至‘雨中有泪亦悽怆，月下无人更清淑’之句，谓人曰：‘此两句乃吾向造化窟中夺将来也。’客曰：‘坡此语盖戏客耳，世岂有夺造化之句！’季一曰：‘韩退之云：妙语斡元造。如老杜落絮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虽当隆冬沍寒时诵之，便觉融怡之气生于衣裾，而韶光美景宛然在目，动荡人思。岂不是斡元造而夺造化乎！”朱弁所举的东坡诗句以及晁季一所说的“斡元造”，都是深得对象神髓而能运人心魂之作，远非那种皮相的描摹。

“体物”在朱弁的诗论中，不仅指一般的物象摹写，也是指诗人所亲历的境界。这是超越了对一事一物的描摹而在亲历的感兴中所获致的审美体验。尤其是在奇崛不凡的征行经历中身心融入自然造化，使其作品带着“大化”的脉息。用朱氏的话来说，这便是“夺造化”。朱弁最为推崇的是杜甫的由秦入蜀的组诗，《诗话》中连论数则：“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理暗楫，歌啸轻波澜。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入舟已千忧，陟巘仍万盘。迥眺积水外，始知众星乾。远游令人瘦，衰疾惭加餐。此《水会渡》诗也。”“东坡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独唐明皇遣吴道子乘传画蜀道山川，归对大同殿，索其画无有，曰‘在臣腹中，请匹素写之’，半日而毕。明皇后幸蜀，皆默识其处。惟此可比耳。”“老杜《剑阁》诗云：‘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宋子京知成都过之，诵此诗，谓人曰：‘此四句盖剑阁实录也。’”杜甫的入蜀纪行组诗，真切地记录了诗人入蜀途中艰难历程，刻画了一路上的奇险山川，同时也抒写了诗人独特的审美体验。明代著名诗评家钟惺评此云：“老杜蜀中诗，非唯山川阴霁，云日朝昏，写得刻骨。即细草败叶，破屋危垣，皆具性情。千载之下，身历如见。”（仇兆鳌注《杜诗详注》）朱弁之所以从“体物”的角度高度赞赏入蜀诗，在很大成分上与自己从南方出使塞北、亲历了北方山川物候的感触密切相关。他认为杜甫的入蜀诗正是“体物”为诗的典范。

“体物”的诗学观是撤去故实之屏障，而以亲历来摄写物象。从这个意义上，朱弁对苏轼极度推尊。他在《诗话》中评苏轼诗文：“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黄庭坚）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苏轼写在海南时期的诗词，乃是其人生艰难际遇的馈赠，倘无谪居海南的经历，那些海南时期的名篇佳什，也就无由产生了。从苏黄比较的意义上来看，似乎算得上是鲁直的“不幸”了。朱弁还有对黄庭坚诗法的独特之见，认为“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崑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今之诗人少有及者。此禅家所谓更高一著也。”（《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比起宋金时期一般性的议论苏黄优劣，确实要“棋高一着”了。朱弁的“体物”诗学观念，是以“自然”为其旨归的，《诗话》中此类论述甚多，但是呈现“自然”的审美形态的手法，在“体物”中却又并非仅是直白地铺叙，如能达到杜甫诗作的那种浑成之境，即是好诗佳作。这又与金源诗学中后来的王若虚一味地扬苏抑黄，颇有不同之见了。郭绍虞先生有论诗绝句评《风月堂诗话》云：“不被豫章瞽说蒙，独排来历异时风。西崑别衍西江水，一著更高识涪翁。”可谓对朱弁的“体物”诗学的中肯之评了。(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22日 13版）

编辑：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