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太后凿河的故事

张家湾段的萧太后河（白继开摄影）

萧太后河畔的曹雪芹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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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太后指的是萧绰

自公元936年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州于契丹后，今北京地区就成为辽朝版图的一部分，辽朝与宋朝的分界线大致在保定白沟至天津一线。辽朝版图扩大，跨长城而拥有了中原地区的部分土地，《辽史》称其“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长城南北，风土差异很大，《辽史》总结说：“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鉴于这种实际情况，辽朝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类似于今天的一国两制。辽朝实行五京制，以燕京为南京（现北京），设南京道，管辖今北京和冀东一带。中原王朝丢失了幽云十六州后，失去了战略屏障，因此北宋一直想收回幽云十六州，屡次兴兵北伐。辽宋战争延续了一段时间，直至澶渊之盟宋辽议和。在辽宋战争期间，辽代的统治者辽圣宗和其母萧太后多次来到南京（现北京），以指导战事。

说起萧太后，还要讲一下契丹的婚俗。当年，耶律阿保机建辽朝，作为开国者，特别仰慕历史上的汉高祖刘邦，于是便在自己的契丹姓氏耶律氏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汉姓刘。这样做还觉得不过瘾，他觉得皇后一族的述律、乙室、拔里等贵族有辅佐之功，可与西汉开国丞相萧何相比，于是将皇后一族一律改姓萧。萧氏与耶律氏因世代通婚，故萧氏的女子都嫁给耶律氏，耶律氏的女子都嫁给萧氏，所以辽代历朝皇后绝大多数都姓萧，萧太后也有好几个。今天我们所说的萧太后，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她太能干了，影响力太大，以至于大家都以为辽朝只有一个萧太后。

言归正传，萧太后本名叫做萧绰，小名燕燕，父亲叫萧思温，为北府宰相。根据《辽史》记载，燕燕从小就聪明伶俐。萧思温曾经看自己的几个女儿一起扫地，除了燕燕之外的其他几个女儿都简单打扫一下房屋就走了，只有燕燕一丝不苟，把屋子角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萧思温非常高兴，说：“此女必能成家！”这里的“成家”可不是结婚后会干家务啥的，而是会有一番成就。萧思温果然没有看错，燕燕长大后成为皇后，后为皇太后，协助其子辽圣宗击败宋朝，巩固辽朝统治，建立了不朽功业。萧太后小时候打扫屋子的事迹再一次证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的无比正确性。

萧太后在北京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与她在辽宋战争期间驻跸南京（现北京）和在今通州南部地区的游猎活动有关，当然民间影响还与评书《杨家将》的广泛传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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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地名与萧太后有关

包括萧太后河在内，北京有多处地名源于萧太后，这和契丹的生活方式有关。

契丹兴起于我国北方，渔猎是其民族的主要生活方式，对其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很大影响。契丹贵族实行四时捺钵制度，据《辽史·营卫志》载，“辽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铢”。所谓捺钵，其实是契丹语言，含义是可汗渔猎时所建之牙帐，或出行时之行宫。辽朝皇帝的春猎活动主要是凿冰取鱼和纵鹰鹘捕捉鹅雁。时间是正月上旬至四月。活动地点有四处：鸭子河（今松花江）、长春河（今洮儿河）、鱼儿泺（长春河附近）、鸳鸯泺（今河北省张北县）。凿冰钩鱼后有“头鱼宴”，捕鹅雁要用一种体小力大而凶猛的猎鹰名“海东青”，捕鹅后也设庄严隆重的“头鹅宴”，相当于中原皇帝的亲耕大典。辽宋战争期间，辽圣宗和萧太后驻跸南京（现北京），春季游猎无法去固定的春捺钵地，只能在南京（现北京）附近寻找水多的地方打猎。当时，通州南部地区湖泽遍布，水鸟众多，恰是春猎的好地方。因此地与辽东的延芳淀相似，遂将此处命名为延芳淀，定为春捺钵之所。《辽史·地理志》记载了辽代帝王在延芳淀狩猎的情景：“辽每季弋猎于延芳淀，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集，春秋多菱茨。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链锤鹰食刺鹅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猎者以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封地。”为了打猎，辽朝还在此处设了一个县，叫做漷阴县，这就是今天通州漷县镇的由来。

每次游猎，皇帝的后妃也会前来，今通州于家务乡有一个村叫神仙村就与此相关。契丹虽然有男女分工，但弯弓射箭是其最基本的生活本领，所以契丹女人在闲暇之余也会参与游猎。神潜宫就是辽朝皇帝为来此打猎的后妃们建造的宫殿，后演变为神仙村。想来，萧太后也多次来此游猎，通州南部地区有的高台子就叫萧家台子，漷县村有萧太后驻跸井，还是当初漷县八景之一“驻跸甘泉”。

萧太后作为历史上一代女中英豪，匡扶辽朝江山社稷，在朝野有着巨大的社会威望，也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萧（或肖）字在北京地区属于一个典型的词汇，很多事情都往萧太后那靠。如平谷区北山中过去有一个村叫肖家院，后来以与萧太后相关为由，将村名改为太后村，并沿用至今，连山名也称作太后山了。延庆区古城为夷舆故城，民间传说萧太后曾在此驻跸，又叫萧太后城。萧太后的传说不仅局限于北京地区，在作为辽代西京道的大同地区，与萧太后有关的历史遗迹也比较多，如大同城内有梳妆楼，清《大同府志》记载：“相传辽萧后居此”，山阴县西南有萧太后营，灵丘县西南有萧太后城，天镇县有萧后井。

国内有几条以人名命名的河流，其中胥江是指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主持开挖的人工河，贾鲁河则是纪念元代贾鲁的治河功绩。而萧太后河的名称来源，却只有民间传说，正史中并无记载，在辽金文献中，也未发现萧太后开凿运河的记录。这条河是否真正为萧太后所开凿，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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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太后桥正名“通运”

辽代，南京（现北京）城是辽宋对抗的前沿重镇，不仅有大量驻军，而且皇帝和达官贵人也经常过来居住，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需要从辽东及内蒙古、山西等地筹措大批粮食物资运来。如辽开泰六年（1017年）南京道饥荒，朝廷运输云、应、朔、弘等州粮米接济，可见，南京（现北京）地区的粮食有时需要西京地区供应。

辽太平九年，南京（现北京）地区饥荒，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以从辽东运粮。廷议称道路险远不便，该计划遂未实行。虽然此次从辽东海运漕粮之议没有成功，但根据文中招募“习海漕者”的记载，可以推断当时有海运的存在。另外，明人蒋一葵在其所著《长安客话》中谈到了辽代的海运故道，香河县“境南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夏秋始合流，经宝坻界入海，相传辽时海运故道”。此段文字所说大小龙湾在香河县境南部，而清代志书所说萧太后运粮河却在香河县境北部，这或许是因为河流变化所引起，按照明嘉靖《通州志略》记载，牛家务河（即箭杆河）曾在王家摆渡入潞河。嘉靖《通州志略》记载宝坻县有“粮河”，“古海运故道也。元世祖以越海不便，塞之。今河形尚存。”民国《宝坻县志》记载粮河位置，“在县南五里”。

根据上述记载，可以推测辽代曾从辽东海运漕粮至南京（现北京）地区。在北京、通州、香河、宝坻一带，均有萧太后运粮河的传说，似乎佐证辽代的确曾经开凿过运河以运输海运漕粮。宋辽对峙时期，双方以白沟河为界，白沟以北为辽南京（现北京）地域。南京（现北京）驻扎有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食供应，很可能利用海运从辽东运粮至南京（现北京）地区，这或许是《辽史》当中太平九年所记载的“海漕”。当时，萧太后驻跸南京（现北京），当是利用南京（现北京）至渤海之间的自然河流，进行疏凿联通，直通渤海，从而把渤海运输线与南京（现北京）河运连接起来。据北京社科院尹钧科研究，辽代漕粮是由海路运至蓟运河河口，然后转入内陆运河，由大小龙湾河溯流而上，至香河县西南境入白河，继续向西北逆行几十里到达潞县南（今张家湾），再经萧太后运粮河便可到达燕京。

在张家湾南城外，萧太后河上有一座历经沧桑的石桥，当地居民称其为萧太后桥。此桥原为木桥，因地近码头，南北客货悉经此桥，经年累月，不堪重负，明神宗敕建石桥。万历三十一年(1603)正月动工，三十三年(1605)十月告竣，赐名“通运”，因此其正名是通运桥，而萧太后桥之名是1949年后形成的称呼。1949年之前，凉水河从张家湾城南流过，萧太后河从张家湾城西南汇入凉水河，通运桥当时跨于凉水河上。1949年后，通县政府治理凉水河，将凉水河河道从马厂村北改道，从今张家湾镇村村南流过，原来流经张家湾城南的河道遂成为萧太后河的下游河道，萧太后河在瓜厂村北汇入凉水河，从此通运桥就跨萧太后河之上，日久天长，当地居民称其为萧太后桥。

萧太后桥为南北走向，桥身平直，桥下有三孔，中孔最大为9米，两侧券孔为7米，桥体全长43.3米，桥宽10米。桥身两侧都是一色的青沙岩，18根望柱上有神态各异、雕工精美的石狮子，19块护栏板上雕有寓意“保佑平安”的宝瓶状浮雕。中孔两边上方的镇水兽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两面的水势。经过数百年的车轧马踏，桥面留下了几道深深的车辙，更显古桥的沧桑之处。桥面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桥的结构还算完整。萧太后桥东西两侧均建有为乘客登岸所设的石质平台，南来的客船都停泊在张家湾城西南角外萧太后河的宽阔处，然后在此等待登岸。河畔有曹雪芹的巨型铜像，铜像旁边的一块巨石上刻有红学大师冯其庸先生手书的“萧太后河”四个大字。

历经千年岁月，萧太后河依旧为京城居民的生活提供着便利。待河道整治工程完工，这条古河道又将水清岸绿，再现其昔日风采。

（作者为北京物资学院运河文化研究所所长）